本文是一篇关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论文，着重探讨女性、社会与媒介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吉登斯自我认同理论，采用人文主义取向的质化研究方法，辅以量化分析，以《世界服装之苑——ELLE》杂志为个案，分析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流行女性时尚杂志对中产阶级女性的呈现。 妇女时尚杂志起源于18世纪后半叶的欧洲，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化适应的实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分割，资产阶级妇女被排斥于生产劳动之外，专事于社交、礼仪、家政等家庭领域的活动。女性时尚杂志满足了这一社会需求，成为培养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和装饰品的“女人形象”“女性气质”等女性性别技术的教科书。时尚杂志的研究属于传统的“愉悦政治”议题，前人研究普遍认为，女性流行杂志虽然给妇女提供了一个女性文化交流和社会活动的特殊空间，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妇女时尚杂志与消费主义合谋，在假设的女性性别意识之后，掩饰了其培养资本主义市场消费者的真正目的，仍然把女性局囿于一个物质与情感的狭小空间。 本文回顾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特殊背景，中国妇女在1949年后即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政治、经济、教育权力，但这个平等却是以牺牲了妇女的特殊价值和性别差异为代价的。1990年代以后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在东部沿海大城市崛起，他们需要以文化符号来表达他们与其他阶级的区分和社会位置感。这个阶层的女性既不能认同传统的在家庭(族)本位、差序性个人主义结构下的女性身份，又不能认同解放后的“女强人”形象。在“现代化”的国家话语的背景下，当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传媒形成合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逻辑加速扩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时，时尚杂志所再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女性”就成为这些白领丽人的身份向往。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体现为一种社会性别，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最显著的符号资源，时尚杂志对女性的符号再现，并非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真实。通过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分析、对个案文本及阅听人的详细调查与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划界尚不清晰、群体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尚在形成过程中，媒体所再现的中产阶级女性身份不仅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且吸引的更多的是渴望以形象、外貌、消费实现跨阶层流动的中下阶层的女性。作为一种对时代焦虑、梦想、幻想和恐惧的反映和安抚公众、粘合社会的工具，时尚杂志必然要在已有的文化工具箱中寻找熟悉的共识。这个旧有的共识最大的资源就是性别，就是传统的被客体化、．对象化而不能言说自己的女性。因此，时尚杂志所塑造的美丽、性感和自由消费者的形象不具备女性的主体意识，不能为她们提供自我认同的途径。最后，本文认为大众传媒应该将女性呈现为社会发展的积极行动者，并探讨了创造一种齐美尔所说的女性文化客体形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