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宏观历史框架下对江西万载县在中国共产党政权退出苏区后,国民党如何重建统治秩序并有效实施地方控制之过程进行系统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借此说明万载地方新秩序体制重构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历史后果。论文除“导言”和“结语”外,主体为五章,由两大部分组成,分别从基层政权建设与地方社会控制两个角度来研究江西万载地方政权秩序化问题。第一部分为江西万载地方政权建设之表述与分析,由1、2章组成。通过对万载县域科层制官僚化组织系统的阐述,指出在1934年后国民政府在万载已重新确立了统治秩序,且国家权力已下沉至保一级基层社会。第一章：源于进攻苏区的内在驱动和当时政治体制的弊端使然,国民政府进行了县政改革,其目的是提高县政府行政效率。为此国家加强了对县长的选拔和考绩,强化对县行政人员的资格审查和考核以及自上而下监控县政的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有效建立了现代化的科层体系和公务员体系,避免了县行政人员和县长共进退的现象。第二章：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除了体现在县一级层次外,更旨在健全基层社会的组织系统。承此影响,区署的功能被削弱,转变为县府派出的督导机构。乡镇组织机构获得了扩充,由虚级转向实级,成为国家基层政权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保则承担起国家行政组织最末端的功能。然而,伴随着政权下延,带来的是基层行政人员大量侵蚀国家权力,呈现普遍的腐化与劣化。这部分抵消了国家政权建设的效能。第二部分为江西万载地方控制及其社会后果之研究与评述,由3、4、5三章组成。从保甲的社会控制角度入手,论述了万载地方政权为渗透民间社会生活领域、统制教育思想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时代意义和社会后果予以总结和评价。第三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基层政治制度变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停办自治,重行保甲。保甲建立的初始动机是作为一个“剿共”的政治控制工具制度来配合进攻苏区。在实施过程中,保甲的职能进一步被扩大,功能进一步被强化,具有军队化、警察化的性质,便利了国民党政权抽榨基层社会的人力物力。就其绩效而言,保甲在万载乃至整个江西省发挥了效应。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万载县域的势力一直未能恢复,甚至于在1942年后完全退出万载县域。第四章：国家政权建设不仅要求在政治建设上获得成功,还旨在社会生活领域发挥效应或得到体现。为此,本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基于救济和复兴农村的目的,国民政府推行了合作运动。合作运动未能挽救农村的衰败,但增强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统制能力。二是建立了族董会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型的制度,族董会制度适应了国民政府剿共的需求,是国家在宗族领域实现渗透的载体。三是源于提供保学经费的外在需求,国家加强了民间社会公款公产的清查与提拨。在强势国家权力下,地方社会的生存空间日益被打压或缩小。第五章：在攻克苏区后,国民政府面临政权认同的问题。为肃清共产主义思想和灌输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全力推行保学政策。保学的实施,促进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由于经费的短缺、师资的浅薄,加上管理上的混乱,保学整合社会统制思想的绩效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在推行保学的过程中,国家还采取了取缔私塾及规范私立学校的措施。私塾取缔透露出地方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呈现出随意性和前后反复性的特点。私立学校的规范化则揭示了国家视野下“国进民退”的实质。概而言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西万载延续了自清末新政以来国家权力下延的步伐。它以制度供给的合法性代替文化传统的合法性,以国家公权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拒性取代传统的地方权威。伴随国家官僚政治机器由县邑遞设乡镇直至保,地方精英被置于国家监控之下,活动范畴日益缩小,并逐步纳入国家设计的行政轨道。尤其严重的是,地方社会资源被国家盘剥殆尽,生存空间日益丧失,已失去往日的组织功能。由此,国家构筑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统治秩序,从而达到了控制基层社会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