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诉讼程序是针对腐败犯罪特点而采取的应对程序,是普通程序的完善与补充。本文以我国腐败犯罪特殊诉讼程序为研究对象,围绕腐败犯罪给诉讼程序带来哪些难题,诉讼程序应当如何应对,应对措施如何法治化等三个问题展开论述。现阶段腐败犯罪案件具有涉及面广、大案要案频繁、携款外逃情况严重等特点,而由于侦查权力分散、主动性侦查措施不足、缺席审判犯罪控制功能缺失、以及司法协助困难等原因,现行诉讼程序难以应对,腐败犯罪的发现难、取证难、追逃难一直困扰着司法机关。面对犯罪控制的压力,超越法律,实施法外治理,成为司法机关的无奈选择。程序的隐形化既不利于犯罪控制又不利于人权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特殊诉讼程序主要涉及四个关键环节:第一,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与运行上,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和诱惑侦查权,规范侦查权的适用条件和程序;第二,在证明方式上,采用刑事推定、作证豁免制度,明确其适用条件与规则,以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第三,在缺席审判功能上,兼顾权利保障与犯罪控制;第四,在司法协助上,实施跨国联合侦查与资产直接追回机制。特殊诉讼程序增强了司法机关的犯罪追诉能力,同时也明确了权力行使的规则,兼顾了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腐败犯罪特殊诉讼程序在强化犯罪控制、保障刑法功能的同时,防止程序的隐形化、任意化,实现特殊程序的法治化,保障基本人权。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在腐败犯罪诉讼程序向辩方失衡的格局中,特殊程序是对程序失衡的矫正,是程序动态平衡的一种表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观,以及特殊诉讼程序的设计,对于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特殊类型犯罪诉讼程序的建立与完善,具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