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是本特别的书,她的研究本身有明显的跨学科的特色,是一种从话语实践角度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的研究思路。这使得国内学者对她的研究充斥争议。本文试图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完整地解读该书。刘禾从质疑语言间的可译性、等值关系出发,将翻译活动或者说将翻译而来的话语视为一种历史进程的参与者,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使得知识中介能动的暧昧性也在话语实践中得到展现。“跨语际”的翻译不是由单一文化所决定的单向度的活动,而是一种互文性的“协同创作”的实践活动。翻译更适于视作一种权力斗争的场所,权力交织的实践。她的另一处创新在于思考由中西文化“协同创作”的新概念、新词语、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批评话语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中西双方要置于同等地位中加以考察。本文第一章中主要讨论什么是“跨语际”,刘禾的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应该说是一种以变动语言为对象的历史进程研究。只是这种历史也非般意义的翻译史,而是后殖民主义眼中的断裂的非连续性的充满斗争的历史。不同于后殖民主义中的以西方中心的研究立场,她将实践置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从中西双方的双重角度探索新词语的诞生。总之,应该从以上三个角度理解她所谓的“跨语际”本文第二章主要讨论什么是跨语际的“实践”。由于跨语际实践本身是一种分析性范畴,所以这种讨论必需被放在具体的例子中解读。本章选取的是争议性最大的国民性理论这个主题来讨论怎样从国民性一词的翻译理解“词语构造现实”的这个观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中国知识者暧昧性的中介作用。刘禾所谓的实践一定是两面的,一方面是指要将语言实践置于多重历史关系的场所中加以考察,这个方面引入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压力和中国自身因素的互动,另一方面要分析“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建构”,这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的戏仿(parodic imitation),“富有成效的扭曲”(productive distortion)。含纳以上两个方面的实践才真正能够参与历史,促成此后的历史事件,即新的现代文学的诞生。本文第三章讨论的是现代文学跨语际的表述模式和国族与文化建构。现代文学跨语际的表述模式以自由间接引语、心理和精神分析小说的创作、第一人称的指示功能这三种表述方式为例,考察舶来的手法被中国人改造后,用以构建或表达中国的现代经验。而国族与文化建构部分是讨论现代文学中体制化的文学批评和经典是如何取得合法性或权威性地位。本文的结语部分总结了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的研究思路与创新,并从国民性话语、复调话语、欲望话语、性别话语、现代批评话语角度总结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并尝试指出该研究存在的某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