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左右的“转向”,与对存在的真理的追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该时期,“自由”逐渐凸显为海德格尔运思的核心概念。他从莱布尼茨的逻辑学的讲座出发,来探讨“形而上学的逻辑学的第一原理是根据律”。根据律就是任何存在者都有其根据。莱布尼茨认为根据律是从真理的本质中推导出来的,作为陈述的真理与根据之间有着本质的关联。海德格尔反驳其作为真陈述的命题真理并不是源始的真理,只有此在对存在者敞开的境域,才是使得知识和对象的符合论的真理成为可能的。这种作为敞开域的可敞开性的自由,是作为根据的根据。其次,海德格尔在对真理维度的自由的分析中,自由是“让存在”,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让存在者显现的同时,存在者整体却处于掩蔽状态而尚未得到解蔽,也就是非真理。海德格尔对作为掩蔽的非真理和作为迷误的非真理进行考察,其作为隐藏的一面却是显现得以可能的前提,是更为源始的真理。就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海德格尔做了真理观的阐发,与该时期对存在的真理、自由的问题的思考是一致的。然后,海德格尔对谢林的自由论做了“恶的形上学”的阐发。谢林的自由论是人类有向善和从恶的能力。泛神论体系与自由是并行不悖的。只有通过人,恶才能得到实存。海德格尔将谢林的“根据”与“实存”的区分,作为存有的两个关节,两者的统一性也是人与存在本身的关联。人类自由的问题,就是人归属于本有的存在论问题。尽管海德格尔在“超越”的新视野下探析自由问题,但他仍然是在此-在、时间性和历史性的领域下来讨论,在该阶段最终没能摆脱形而上学主体性的困境。因而他后期转换研究角度,对谢林自由论进行考察,直接面对存在本身的思考也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