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摆脱了纯粹的语言研究局限,迎来了“文化转向”。研究学者认为,由于文化对译本的生成和质量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与文化相关的因素都应属于翻译学研究的范畴。因此,译者的文化身份研究也引起了业界专注。本文借助于多位学者主要是Stuart Hall的文化身份观展开探讨。文化身份理论主要包括：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多维的,由国家身份、民族身份、地域身份、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等综合构成。各种文化身份在译作中都有体现,但最主要体现为译者的国家身份。译者的文化身份既相似又因人而异；既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又不断发展变化；既保留自身的特色又不断吸收融合他者。在译作中,译者的各种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译者对原著的挑选、翻译目标的确认、翻译利益的权衡和翻译策略的取舍,进而影响译者的翻译观。由于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动态发展的,不同时期的译作可以反映出当时译者意图展示的文化身份,译者持有的翻译观也随着文化身份的改变不断调整修订。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本文对葛浩文进行个案研究,以期完善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观的动态性研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有所启示。汉学家葛浩文笔耕三十年,翻译了五十余部中国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本文选取葛浩文翻译的第一部莫言作品《红高粱家族》和最近一部作品《四十一炮》进行比较解析发现：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主要服务于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和审美要求,译作多体现其美国国家身份；其作为译者的集体身份和欣赏作者、热爱中文、精通双语的个人教育背景和翻译风格也有所反映。在这种文化身份导向下,葛浩文认为创造性叛逆,对原作进行改写和不充分翻译是行之有效的。而时隔二十年,在《四十一炮》的英译本中,葛浩文的美国国家身份越发淡化,译作体现出保持中国文化异域特色的倾向,中国文化身份在译作中的越发明显；他本人在早期译作中刻意回避粗鄙的遣词,体现为典型的学者型集体身份,后期则变成忠实于原文语言特色的职业翻译家。相应地,其翻译观也出现调整。他指出译者应与原作者保持良好的沟通。由于译作是中国文化传播的载体,翻译应是多种策略的组合应用。译者应在其早期译作为西方语境所接受的情况下,逐渐转向倾向中国化的翻译策略。译作可以创造出中外读者普遍易于接受的翻译语言形式,协调而渐进地保持中国文化的本色。翻译家葛浩文的个案映射出译者动态文化身份对中英文学翻译全程及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影响。动态的文化身份可以更新中国文学的创作手法,拓宽中国作家的国际化创作视野,引进创作主题,完善翻译出版机制。当西方主流文化逐步接受中国异质文化时,译者的主要身份转向中国文化倾斜。借此,真实的中国文化得以输出,重塑西方文学作品中扭曲的、弱势的中国形象。随着中国元素的积累,中国文学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多民族特征。综上,本文既加深了对葛浩文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观研究,又拓展了对译者文化身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