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走向是天人合一的人生伦理之艺术化，禅宗具有这种内在超越的文化特性和即用即体的辩证思维。同时，禅宗深刻体现了唐宋以下代表中国社会文化主流的南方精神。南方精神初指极具南方地域色彩和文化内蕴的审美理想，后来成为一种思维、意境的统称。由于传统禅法传布并成熟在南方，而禅宗又在南方崛兴，因而禅宗与南方精神渊源甚深。禅宗具有高扬心力作用的主体性精神，不立文字的无执思维和不泥常套、务求随宜的奇崛精神。禅宗义理所蕴含的南方精神是禅与文士文化生活的内在契合点。　　 士阶层文化原本就在玄禅思想的濡染下诞生，因而其文化风尚亦表现出一种南方意态。宋以下，玄学式微，禅宗代庄玄而与艺术合流并成为铸造士人心态、思维和审美的中心力量。作为士人心智生活的重要源泉，禅宗的立足心性养成了文士内倾自适的性情，其无执思维塑造了文士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其超越精神启迪了他们无往不标新立异的奇崛意兴。　　 明清艺术世俗化和生活艺术化的时代特征与禅的诗性特质以及由它开启的南方文化盛运之间，有一种深层的契合。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压制下，明清文士多近禅。在禅“随处做主、立处皆真”意趣的影响下，士人生活也突出地表现为“任心适意，即物观韵”。禅投射在明清士人生活的格调可以由“闲”、“逸”、“奇”来表述。明清士人清赏生活无不体现着南方精神，其精髓就在于以无限的心力作用，在平常生活中，张扬个性之独立，主体之自由，即用见体，从质而趣灵的物境人情中品赏理趣，获得一种随处做主、触处可悟、存在而超越的生存状态。　　 总之，“玩物得道”是这种生存状态的完美表述。“山水通于理趣，日用莫非天理”正反应了道之遍在，而道之遍在就是天人合一。即事即理，即用即体就是天人合一的人生伦理的艺术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