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社会治理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将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与人类理性范式的转换以及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来考察社会治理模式演变背后的理性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就当下我国社会治理的现状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就人类社会治理本身而言,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背后,实际上也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与演变,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也意味着人类理性范式的转变。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相继出现过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日益呈现出自治的特征。与每一次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相伴随的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创新与变革。人类理性思维的变革,社会治理理论的创新,既是对现实社会危机的应答,也是一种理性上的反思与重建。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经由工业社会的管理、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走向公民自治,实际上也是人类理性由主体理性的自我意识哲学,走向公共性的主体间性哲学的过程,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进步。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人类理性的发展历程可概括为由最初古希腊的客体理性与主体性思想发展到中世纪的神学理性,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人的主体理性的高扬,最后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理性、绝对理性的过程。与人类理性发展相伴随的是人类政治社会的变革,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在文化上首先表现为对中世纪神学思想的扬弃,在扬弃中世纪神学的基础上,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马克斯.韦伯认为,这一文化演变过程表现为宗教价值理性的衰退与工具理性的增长,工具理性逐步取代宗教价值理性的过程。认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层制的建立、资本主义精神的孕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不与这一理性范式的转换有关。并且马克斯.韦伯对这一理性范式的转换表现出深深的担忧。认为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人们会愈来愈专注于世俗的功利性追求,却忘记最初的价值目标,最终理性成为实现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这一文化分析理路,以"物化"理论为核心,对发达工业条件下工具理性的膨胀所造成的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的物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卢卡奇在剖析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总体性的原则,试图通过总体性原则来克服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所造成的人类困境。沿着卢卡奇的理论传统,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自觉地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以更宽广的理论视角深化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他们提出批判理性来克服工具理性,认为工具理性以对人和自然的控制服务于一定的实用目的,把人变成一种单向性思维。理性丧失了解放的功能,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维护着现实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应当以关心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批判理性取代工具理性,深刻批判一切束缚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物化力量和异化力量,通过批判否定现实,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哈贝马斯则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进行了反思,认为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不能成为对于理性的一般批判,不应从理性之外对理性本身进行笼统的批判。理性文化的危机在于理性的片面化,应当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挖掘理性的潜能,从理性的内在机制去寻找克服理性危机和实现理性重建的有效途径。哈贝马斯通过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性的反思,借助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创立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理性。西方哲学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语言学转向后,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转向即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胡塞尔从"现象学"出发,首先提出了 "生活世界"的概念,继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理论,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分析,都折射出哲学的生活世界蕴含。列菲伏尔、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则将"生活世界"批判理论推向系统化。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建立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合理化重建。从"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到"生活世界"批判理论走向系统化,再到哈贝马斯的理性生活世界,本质上遵循的仍然是一种文化批判理路,对生活世界的理解远没到达马克思哲学的高度。马克思从现实具体的人的生存方式出发,通过对现实具体人的生活方式的揭示,论证了人的社会主体性,人类社会的公共性(马克思哲学社会交往理论突显出人类社会的公共性),以及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历史与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双重维度全面展现了人类生活世界本身。文章最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基于人类社会的公共性,对当下我国的社会治理进行了现实的考察。认为公共权力监督的缺位、资本的无限扩张、公共价值信仰的缺失,是当下我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谐良序的社会治理目标与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