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农村工业作为我国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发展传统。自改革开放初期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获得短暂繁荣后，我国农村工业尤其是东部内陆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发展十分缓慢。而当前在脱贫攻坚背景下以扶贫车间载体，通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和城镇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以扶贫车间为呈现形态的农村工业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状态。为何脱贫攻坚背景下，我国农村工业能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产业基础薄弱、农民发展能力较弱的农村贫困地区再次焕发出发展活力?
　　根据山东省菏泽市扶贫车间经验研究发现，正是在以“扶贫达标赛”为实质、“发展锦标赛”为表现形式的地方实践中，菏泽等地通过“契约型”地方法团主义的做法，以发展农村工业为手段，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就近就业为目标，在“为减贫而增长，以增长促减贫”的行动逻辑下，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工业下乡”的难题。以扶贫车间为载体，探索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转移的有效实现路径，从而推动了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再一次繁荣发展。
　　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强势推动扶贫车间建设，在产业基础薄弱、市场机制不健全、贫困群众发展能力较弱的贫困农村地区营造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市场环境和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扶贫车间在获得快速发展过程中既能直接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增加其务工收入，又能以车间租金的方式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帮助地方政府较好的实现和完成了扶贫任务。在以扶贫车间为呈现形态的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扶贫车间和农村社区形成一个相互协助、相互促进和相互实现的“契约型”地方法团主义，在这个利益共同体，法团组织成员的行动目标是一致的:扶贫车间扶贫效益的发挥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而扶贫车间经济效益的实现则是扶贫车间的根本保障。建立在“为减贫而增长，以增长促减贫”这样一种共识基础上的契约型地方法团主义中，地方政府实现了其扶贫目标，扶贫车间承租人实现了经济目标，农村社区也能获得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实质的收益。
　　“契约型”地方法团主义的出现彰显了新时期我国政企农关系的转变，在新时期政企农关系中也具有有一定普遍性，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增长体制，对于理解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