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题材诗歌的近代转型开始于1860年之后的洋务运动，基本完成于1921年郭沫若《女神》诗集的出版，具体可以分为鸦片战争时期(1840-1860)、洋务运动时期(1860-1895)、诗界革命时期(1895-1917)以及白话新诗时期(1917-1921)共四个阶段。城市化进程是城市题材诗歌近代转型的主要动力，并与时代政治变动因素相互纠缠，共同推动了城市题材诗歌的近代转型。　　城市题材诗歌发展至近代，其创作情况变得错综复杂，诗歌内容呈现为一种新旧杂陈、前后延宕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城市题材诗歌对城市的体验具有多重性，既有因古典城市经验延续而产生的传统体验，又有不断遭遇现代都市新异经验的初级体验，还有旅外文人对西方都市的拓展体验，以及发现都市中美丑善恶交织并现后的深层体验。　　近代城市题材诗歌遭遇了诗歌形式上的困境。在西方现代城市风物不断入诗的情况下，城市题材诗歌开始引入外来词汇，诗歌语言开始欧化。同时，方言口语也开始被引入城市题材诗歌，语言逐渐变得口语化和通俗化。在诗歌体式方面，组诗、竹枝词、歌行体等诗歌形式的引入，使城市题材诗歌的体式更加自由化。同时，近代转型后的城市题材诗歌还会运用空间并置的手法来进行内容的对比呈现，使诗歌表达更加空间化。　　在城市题材诗歌的近代转型中，诗人对于城市空间的感知发生了变化，政治性空间、山水空间的弱化以及城市公共话语空间的兴起，都显示了诗人对城市的心理印象的改变。同时，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也经历了三次转换，即由最初守中观西姿态下的保守自大，转变为中西碰撞情境下的拒斥逃避，最后到借西鉴中需求下的学习反思，微妙而曲折。此外，城市题材诗歌虽然基本实现了近代转型，但其现代性依然是未完待续的。　　转型后的城市题材诗歌相比转型前的城市题材诗歌有了许多变化。首先，其描写对象由原来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消费型城市转变为了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生产与消费并举的现代城市，同时地域范围得到了拓展，由原先单一的国内城市拓展为国内、海外城市。其次，诗歌内容原先主要集中于对城市建筑及山水园林名胜的描绘，对城市传统节庆习俗的反映，对封建贵族豪强奢侈淫逸的生活的批判，对城市底层贫苦百姓的同情，以及对城市盛衰兴废的慨叹。而转型后的诗歌内容则主要为现代城市建筑景观、现代城市的风俗习惯、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批判、对劳工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城市现实的反思。再者，城市题材诗歌中原先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心态是保守的，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是强盛的天朝上国，而其他国家都是夷狄之流。转型后的城市题材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心态则是开放的，具备了全球的概念，承认了中国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其中一个普通国家的事实。最后，诗歌形式从有着固定诗行、句式、平仄、押韵的文言格律诗，转变为了相对自由的白话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