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书学史上，元代百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本文主要从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元代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及其影响、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元代四书学的学派谱系及其特征等方面，对元代四书学进行考察，并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实际地位作出评价。南儒赵复在蒙古征伐南宋的战争中被俘北上，讲学太极书院，正式开启了四书学在北地的传播。四书学北传对北方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造成了强烈冲击，许衡、刘因等北方大儒开始转向《四书》义理之学的探研。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统治者，在与汉人、汉文化的广泛接触中，也逐渐意识到儒家学说对于稳固政权的重要性，并最终选择了“以儒治国”的文化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所反复，四书学的内容却逐渐得以凸显。有元一代四书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四书学非但没有在南宋朱熹时代进入官学领域，反而在“庆元党禁”中遭遇厄运，饱受打击。尽管自南宋理宗以来，四书学逐渐从民间走向官方，并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官学化，却始终未以一种国家制度的形式加以认可。元仁宗皇庆、延祜年间恢复科举，在考试科目中正式规定第一场即从《四书》内出题，且只能依据朱熹的章句集注，这便首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四书学的官学地位。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对元代学风具有强大的指挥功能，四书学因此在元代社会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普及。元代国子监和各地乡学等教育机构，也以《四书》及《小学》作为首要习学的教材。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还使元代四书学具备了明显的科举化特征，出现了不少专为科考而撰的四书学著作。从四书学的分布格局上考察，元代四书学大致形成了北方地区、江浙行省利江西行省三个学术中心。朱熹生前学术活动最为集中的福建地区四书学变得相对萧条，学术交往较为频繁的湖湘地区，四书学的分布更是极为稀少。这是朱子学在元代传布的新趋向，与元代政治中心的北移直接相关。从四书学者的学术师承上考察，北方四书学中心的形成肇始于江汉赵复，江浙行省和江西行省两个四书学中心，则主要导源于朱熹的高第黄榦。就北方四书学的学派谱系而言，主要形成了以许衡为代表的鲁斋学派、以刘因为代表的静修学派和独树一帜的陈天祥派三派。鲁斋学派对《四书》敬若神明，所论不出朱子之说范围，著作也都明白易晓，却从朱熹完整四书学体系的高度认识到了《小学》与《四书》的学术关联。静修学派则对朱子《四书》持一种分析保留的态度，于《四书集注》所得较鲁斋学派更为精细，在《四书》与《六经》的关系上不同于朱子之说，主张先《六经》而后《四书》，体现出试图扭转宋末元初空疏风气的求实精神。陈天祥不属程朱一派，受金儒王若虚影响甚大，撰《四书辨疑》十五卷，对《四书集注》展开批评，进行补阙，体现出鲜明的北方学统特色。就南方四书学的学派谱系而言，主要形成了以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以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为代表的新安学派三派。北山学派号称“朱学嫡脉”，在四书学上对朱子极力推尊，同时也富于一定的疑经辨经精神，因此保持了相当的学术活力。但到晚期却局限于传注解经，使朱学走向“在注脚中讨分晓”的末路。草庐学派虽然于朱说之误予以指摘，却认为小疵不害人醇，在四书学道统论上也与朱说相合，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和会朱陆二氏之学，使朱学和陆学都获得了生机。新安学派视朱熹为乡邦大儒，以维护朱子之说不失本真为己任，对先前的四书学著作主要做了一种“戾于朱夫子者删而去之”的工作，“宗朱”特色十分鲜明。综言之，元代四书学的总体成就并不算高，却在学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其一，四书学在元代首次实现了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学术与权力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最大程度的普及，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其二，元代四书学“和会朱陆”，搭建了从来代理学通往明代心学的桥梁，发挥了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