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全面认识清代全国霍乱大流行,复原霍乱流行状况,分析霍乱疫区变化及流行病学特征,探究民众的病因感知及流行原因,并以霍乱作为历史进程指标透视其时的社会环境。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1961年前共有6次古典霍乱大流行。就清代的霍乱疫情而言,霍乱大流行共有4次、2种类型：1820-1822年,1862-1864年,1902年疫情为爆发型霍乱大流行,峰值显著,其中尤以1821年霍乱疫情最为严重；1888-1895年疫情是持续型霍乱流行,疫情连续但峰值不显著。霍乱传入后,受社会环境及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数次霍乱流行蔓延的速度、疫点分布区域都差异甚大。从历史疫情的月份分布来看,区域温度等气候因素对霍乱蔓延影响较大,阳历8月是霍乱流行的高峰期,该高峰不仅表现为疫死人数最多,疫区亦是最广。这也意味着霍乱极可能与副霍乱一样,其流行强度与高温、高湿环境密切相关。从霍乱疫区来看,南方沿海的山地地形极大地限制了霍乱的内陆蔓延,而直隶、山东地区大片平原的存在为霍乱内传提供生态结构平台,使得中国北方的霍乱要远严重于南方。对照世界霍乱大流行年份可知,几乎每次世界霍乱大流行之时,中国都会有或强或弱的霍乱疫情发生,表现为霍乱大流行或霍乱散发,显示出中国社会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对世界情势的敏感性。作为变化的因素,气候异常对霍乱流行影响甚大,这也是嘉道之际霍乱突破原先恒河三角洲疫源地并造成世界霍乱大流行的重要原因。就中国霍乱大流行时的旱涝干湿定量分析来看,早灾相比涝灾更易诱发霍乱。河道交通缓冲区的分析显示河流对霍乱疫区的变化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均质,而是以南方受影响更大。普通民众不洁的饮食习惯、脏乱的生活环境是霍乱流行的结构性影响因素,霍乱人群的易感性不仅取决于其暴露程度,更取决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及日常生活习惯。相对于现代医疗机构和体系的建立,清代霍乱对中国的触动更体现在民众心理的冲击上,国家对霍乱的反应相当迟钝。自嘉道之际古典霍乱传入至清末壬寅年最后一次霍乱大流行,其传播模式的变化及疫区变迁反映出开埠通商后随着沿海港口的次第开放,区域港口与腹地的商业体系轮廓逐渐成型,人口交往密度的沿海大倾斜和以海路为主的交往模式使得沿海地区的开发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