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礼乐文明包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周王朝的政治制度、周代社会的文化思想、周代人民的社会生活等等,是周代礼治的一部分。《诗经》产生于周代礼乐制度下这一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周代礼乐文化对《诗经》的产生和创作以及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周时期,经过长时期的经营,逐渐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拥有健全的音乐机构。周王室的诸乐官在大司乐的统一管理下,设有大夫、士等职,再下还设有府、史、胥等。周王朝的音乐人员包括地官中的鼓人和舞师76人,春官中从大司乐至司干共1463人,两者累计共1539人。周王朝的音乐机构主要职能包括音乐的行政管理与音乐人才的培训、音乐机构音乐教育和乐舞演奏,以及乐器的制作与管理等四个方面。周王朝建立之初,制定了一系列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康王继位之后,进一步充实王朝的礼乐制度、规范王朝的礼乐文化,在此之后,虽然史籍上没有记载周王朝对乐歌的修订与增益,但从不同时代的诗歌进入礼乐系统的情况来看,从西周至春秋,周王朝的乐歌当是代有增益,渐臻完备。在周人的礼乐系统中,其乐歌不仅仅用于各种祭祀活动,还用于朝、聘、会、盟,也用于燕享、射礼、婚礼等。对于各诸侯国所用礼乐也有相应的等级规定,其乐歌内容与演奏方式也丰富多彩。出于满足周人礼乐制度的需要,一大批不同时代的诗歌应运而生,并以不同方式进入到了周人的礼乐文化系统,并借助于礼乐的力量得以长久流传。可以说,《诗经》“周颂”甚至包括“商颂”与“鲁颂”中的绝大多数是为了各种祭祀礼仪的需要而创作的诗歌。而雅诗或是为礼乐需要而创作,或是创作之后被纳入礼乐文化系统。传统的“采诗说”是否成立还值得探讨,如果王朝没有采诗之官,那么,各诸侯国的诗歌又是怎么收集并最终汇集到周王朝乐官那里去呢?我们认为：为了礼乐的需要或是娱乐的需求,各诸侯国除用周王室的雅乐之外,还使用自己的乐歌,为了谱制乐曲,由各诸侯国的乐官有意识地收集诸侯国境内的文人士大夫和民间的诗歌,并将文本编定成集,最后才献于周太师的。周太师在各诸侯国所献之诗集的基础上进行再选择、整合、加工,从而形成了一部周王朝的诗集。因为各诸侯国对诗歌的收集与编辑并不是同步的,所以很多当时的诸侯国并没有采集诗歌的官员或即使采集之后,没有献给周王朝,所以使这些诸侯国的诗歌没有能采入《诗经》之中,这些国家也包括当时有一定影响的侯国,如蔡国、许国、虢国、虞国等。《诗经》在春秋时期主要通过宴会典礼上的演奏和歌唱、教育传播、赋诗言志等方式进行的。《诗经》在传播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道德取向性,是为西周的礼乐文化、礼乐政治所服务的。《诗经》的创作与流传是现实所需要的,它在以后的社会历史文化中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载体之一,是周代政治思想、音乐文化的传承。它的流传,不仅传播了周代的礼乐文化,加速了思想文化的教育,增强了社会人的历史责任,而且还维持了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维护了专制社会的规则与秩序,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诗经》的流传也变得尤为重要,这是它作为周代礼乐制度下的礼乐文明和礼治思想文化的载体,服务于周代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