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1992年至2010年我国GDP保持着年均10%的高速增长率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奇迹。虽然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在7%的水平之上。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资源稀缺性的日益显现,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愈发严重。这说明我国之前粗犷的资源利用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首先对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了描述分析,发现我国水污染现状依然十分严重,这主要是因为水污染属流域污染,外部性较大,因而地方政府缺乏污染治理的激励。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外部性较小,地方政府进行治理的积极性较大,然而从我国2013年颁布的空气质量新标准来看,我国京津冀地区的污染依然很严重。而固体废物的可回收利用性较大,因此,我国对固体废物污染的控制效果较好。考虑中央政府对污染防治的投入及我国环境污染的总体情况,我们发现我国的环境规制是低效率的。中央政府在环境规制中扮演着宏观调控的角色,环境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还是地方政府。本文在分析环境规制低效时,考虑到地方政府是理性经济人,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容易被企业所俘获,并与企业发生合谋。因此,本文对政企合谋与环境规制低效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本文在假设中央政府是仁慈的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都是理性经济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博弈分析,并得出了在中央政府没有对地方政府及企业进行有效监管或者对企业排污超标处罚不严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容易与企业发生合谋的结论。之后本文又将公众作为环境规制的利益主体之一引入博弈模型,当企业进行超标排污时,公众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而且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越强烈,他对污染的超标排放就越敏感。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不被损害,在信息传递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公众会选择将信息传递给中央政府,此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及企业的有效监督概率就越大。因此中央政府应该疏通信息渠道,并且对公众进行环境宣传以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本文还收集了 27个省份8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发现政企合谋对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是显著的,此外,高能耗企业的集中以及技术市场的发达都对环境规制效率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提高环境规制效率,中央政府应对政企合谋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在产业结构转型方面,中央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并且对企业的排污控制技术创新进行补贴,以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资金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