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泛的社会变革和儿童福利立法的过程中,英国社会儿童观的进步经历了漫长的磨难和曲折的发展。随着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家庭对儿童的关注,社会赋予了儿童新的定位:在不局限于世俗范围内进行观察、定义和解释的生命体。人们对儿童有了新的认识,逐渐认识到儿童对于家庭、社会的价值。同时,战后家庭关系遭到破坏、亲密关系流动性增强,再加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传统以男性为主家庭模式难以支撑,家庭模式和收入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儿童福利,妇女和儿童从社会边缘走向国家治理探讨的核心位置。在战时背景下,儿童可以代表一个积极的未来,发展儿童的福祉、教育和价值观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政治家和广告商热衷于将他们的目的或产品与儿童的前景、战争期间的集体牺牲以及物质生活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儿童与未来的联系。本文通过对报纸和议会辩论的研究,深入分析了20世纪中叶英国儿童被概念化为未来公民、未来工人、未来领导人和未来成人的方式。认为这一思想在英国社会关于国家作用和福利国家建设的争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儿童即未来”的观念和言辞被来自不同政党和背景的政治家使用,这种儿童观念在关于儿童身体健康、教育、出生率和家庭津贴的政策辩论中所产生了重要影响。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儿童即未来”的观念有助于为改善儿童福利的措施提供政治空间,有助于跨越政治边界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儿童即未来”的观念使英国政府在儿童福利保护方面承担起重要角色,政府关注到儿童的价值,以儿童福祉为优先考虑因素,儿童、父母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运用国家机器的威权介入家庭空间,为儿童提供保护。在现代福利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将对儿童保护的支出重新定位为对未来的投资,促进了所有儿童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社会的进步。然而,在这种明显的共识背后也有明显的意识错误,了解儿童如何定位为未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存在的分歧和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