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质量不高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背景下，非正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就业观念转变和互联网的发展，非正规就业形式进一步多样化，非正规就业将继续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研究非正规就业自然是题中之义。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划分、统计就业规模、与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等方面。而本文着重研究非正规就业者的幸福感水平以及如何提高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
　　首先，本文结合已有文献，梳理出非正规就业、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衡量标准、相关理论等内容，非正规就业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影响机制，为下文进行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本文使用CLDS数据,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对非正规就业整体分析，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但将样本分为他雇和自雇样本，在各自范围内比较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者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时，发现存在异质性。考虑到选择非正规就业并不是一个随机行为，为纠正因初始条件不同带来的幸福感差异，使用PSM方法进一步估计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同样表明，在他雇样本下，非正规就业显著低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但自雇样本下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使用多种匹配方法后得出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没有较大区别。
　　其次，本文继续探讨非正规就业通过何种机制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通过梳理文献和理论基础得出非正规就业通过工作收入、工作时数、工作福利水平三个方面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运用平行多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他雇样本下，工作收入、工作时数、工作福利是非正规就业影响幸福感的重要机制，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时间较长，工作收入低以及缺乏工作福利都降低了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对于自雇者而言，工作收入、工作福利的中介效应显著，其工作时间自主决定程度高，主动延长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带来了收入的提高，抵消工作时间延长带来的幸福感的降低。
　　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实际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结合当地市场发展以及劳动者的多样性需求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选择。针对自雇样本下的非正规就业者，政府还应为其提供政策倾斜、配套的信息服务等，完善自雇非正规就业的市场环境。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鼓励在不损害身体健康情况下发挥奋斗精神。同时逐步完善非正规就业群体相关的社会保障等福利水平和维护劳动权益的相关法规来提高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