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的焦点,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不仅存在于社会现实当中,还渗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其青年时期就初现端倪。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是其本质力量的发展,他揭示了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在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马克思系统分析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最终形成完整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提出了大量关于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重要论述。而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丰富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理论内涵。科学技术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产物,反过来又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影响,科学技术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内在统一。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着不同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如影随形。作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人工智能,正成为时代进步的重大推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提出挑战,成为当代分析观察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不可忽视的大背景。自1956年人工智能正式问世以来,在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经三起两落,实现了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的跨越。人工智能因其自身的优势与特点在近年来迅速发展,正向超人工智能前进。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依赖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为人工智能搭建良好的平台,促进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创新。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双重性的反作用。一方面,人工智能为人的全面发展铺就道路,主要表现在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个性三个方面。其一,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高级阶段,不仅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也推动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其二,人工智能促进了人类社会关系全面丰富,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人的对象性关系得到全面生成,个人的社会关系得以充分展示。与此同时,人们的社会关系自由度进一步提高。其三,人工智能有利于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自由空间,同时还能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发展人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又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挑战,主要表现在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从个人角度而言,高精尖的人工智能使得社会内部产生专门的特长与专业,造成职业的痴呆和智力、体力的畸形。不仅如此,人的个性也因人工智能的量产而面临消融的威胁。从社会角度而言,人工智能的飞速更新造成资源浪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呈现紧张状态。资本规制下的人工智能正影响社会公平。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人类在享受科技发展的便捷时,出现人情冷漠、社会失序等现象。这些挑战都会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障碍。因此,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上,要辩证地分析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面对人工智能造成的“新异化”,人们可以通过强化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拓宽交往实践,利用教育来促进人的潜能开发等方式提高技术化生存下的自觉。同时,还应大力发展生产力,构建新型的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必要条件,从而提升人们使用人工智能的主人翁意识,让人工智能为人服务,推动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