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的君臣关系、政治气氛完全具备政治上升时期的基本特征，贞观之治就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气氛的完整体现，但贞观诗歌却历来被人们所诟病。主流论调是把贞观诗歌视为梁、陈宫体的延续，或者称之为陈、隋诗风的发展；少数肯定者则视之为盛唐诗风的先导，对贞观诗风予以肯定的同时，忽视了贞观诗歌的宫廷色彩。对贞观诗歌评价的分歧源于诗歌风格的复杂。而对政治的纷乱和南北文化合流与融合的趋势，渊源于军事士族的唐王朝，果断地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武略，选取了弘文的策略，政策的转变使初唐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弘文策略对初唐的政治、文化以及士人心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到文学，则是对文学观念的改变。自南朝梁代以后，文风与政风结合的论调就一直处于上升阶段。隋朝灭陈统一中国，宫体诗更是戴稳了“亡国之音”的铁帽子。弘文政策的实施迅速改变了这一观念，尤其是太宗文学与政治分开的言论，使文学的感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由于舆论的宽容，各种声音齐奏于贞观宫廷，各种观念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但表层的热闹掩盖不了深层的苍白，由于宫廷诗人的特殊地位、特殊身份，使贞观诗歌难以逃脱政治的规范，工具性的增加使诗歌逐渐走向雅化，理性特征越发明显而感性色彩更加淡薄。 贞观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认为它符合六朝的文学发展实际，是对六朝文学的完整总结。它所指出的“合其两长”的发展方向、所要求的“文质彬彬”的艺术风貌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进步主张。但由于文学本身的规定性及复杂性，文论家的观念并没有化为现实，而是被巧妙地“棚架”在理论层面，成为只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