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十一五”规划指出我国把环境保护作为主要工作重点并号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2011年,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强调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评价体系;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即将到来的“十三五”,也将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绿色发展纳入重点议程。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成为了从政府至社会热点关注的问题。因此,在我国现行的政治行政体制下,如何找到一种有效治理环境污染的治理模式,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各地方政府大多以期通过制度化压力从高位推动来全面加强对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但贵阳某环保组织通过五年的探索而总结出来的“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和成效的政府、市场、企业、环保组织、公众的环境治理体系,为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现实的参考版本,并获得贵阳市政府对于该模式的大力推动。本文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案例研究、文献研究方法研究“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的形成条件和过程,并且以政策网络为理论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对其模式的政策网络变化路径进行研究,以期为将来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方案。从文章的逻辑结构看,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贵阳某环保组织对于“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的提出背景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选题存在的意义,同时指出本文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为传统环境社会治理存在的内在冲突问题。这部分主要就传统环境社会治理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贵阳“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产生的条件。主要就环境恶化背景下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态度转变致使政策的变化,同时对于该网络中的各个行动主体的意识和行为改变进行分析,并罗列了本文涉及的研究对象贵阳某环保组织在前期所做的一系列实践探索,最后从贵阳某环保组织焦点人物拥有的社会资本角度,分析该网络的形成的可能。第四部分对贵阳“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政策网络关系构成和互动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制度变迁下各方主体寻求协作、合作联盟的互动过程;其次,运用公共能量场构建“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模式中各方主体的沟通体系;最后从利益博弈的角度分析政府为达成各方均衡对于交易成本的协调控制,企业为促成绿色能耗而作的成本与收益间协调,同时将该模式的整体过程总结为可操作化模型,以及如何对网络中最为重要的贵阳某环保组织做到正向激励,以此更好的推进和建设“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模式。第五部分对初步形成的贵阳“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的探讨。文章主要从政策社群、专业网络、议题网络、生产者网络四个方面提供改进建议,以增强“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的生命力,为更多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提供借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