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以“鬼”为题材的故事内容十分丰富,创造了大量令人难忘的鬼魂艺术形象,把我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志怪小说推上了一个艺术高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作家笔下的鬼文学,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鬼文化。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分为四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指出《聊斋志异》中存在的“鬼报型”作品,是在一个多种文化的历史积淀与个人意识双向交流运动过程中形成的。“鬼报”思想是长期文化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儒家“以德报德”、“以怨抱怨”的思想与来自民间文化中“报恩”、“报仇”的思想互相交汇,这些文化因子与鬼文化中固有的“鬼报”、“因果报应”等观念相融合,从而丰富了中国人心态中永不褪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鬼报”观过程。同时,蒲松龄因自身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在信奉鬼神之实有的基础上,对“鬼报”思想中营养成分作了充分的吸纳。并且全面地把“报”这一思想渗透在了其鬼故事的创作中。因此,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成为了《聊斋志异》“鬼报型”作品的思想基础。第二章,阐明了蒲松龄对文言小说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聊斋志异》中大量“鬼报型”作品创作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魏晋六朝志怪的“鬼报”故事,多以劝善惩恶、实现道德教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同时小说中沟通了人、鬼、神三重世界的隔膜,这一点显然被后来的《聊斋志异》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唐宋传奇则把关注的焦点落实到了鬼形象的人情味等方面,反映“鬼报”内容的作品更加彰显了人的独立精神,这对蒲松龄作品中鬼魅形象的塑造无疑有着特殊的作用。特别是在歌颂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时,表现出的反抗意识对《聊斋志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看出,《聊斋志异》“鬼报型”作品正是作者在对这种创作传统继承和超越后,才得以放射出如此夺目光芒的。第三章为《聊斋志异》“鬼报型”作品的类型。本文根据“报”的两个向度,按照第一个向度“报”的性质,“鬼报”的因果性最强;按第二向度“报”有正向和负向两个方向。在文中,笔者以第二向度为主,第一向度为辅的分类标准,指出《聊斋志异》中的“鬼报型”作品可分为“善有善报”与“恶有恶报”两大类。在对“善有善报”类作品研究中,以《聊斋志异》中出现的“鬼报”作品为基石,通过对施恩者与报恩者的身份、施恩方式和报恩方式的整理和分析,更清楚地看到了“报”这一行为在人鬼关系中的重要性。并以施恩方式为参照,根据报恩方式的不同,把报恩行为分为了:以挽救生命相报、以物相报类、以身相报类和以魂相报。最后,总结“善有善报”类行为的特点。同“善有善报”类作品一样,在对“恶有恶报”行为的事实与方式重点探讨后,仍以结仇方式为参照,根据报仇方式的不同,把“恶有恶报”的行为简单分为杀人报仇惩恶、施酷刑和罚作畜等几类。充分地看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反映的“鬼报”思想及“鬼报型”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第四章在以上章节论述基础上,探究了“鬼报型”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具有浓郁的劝惩功用,教化气息浓厚。“鬼报型”作品展示了传统伦理道德中值得久远珍视的道德规范,同时也有着直接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蒲松龄颂扬的反抗精神以及写鬼狐神灵而多具人情的写作特色,显现出鲜活的草木气息,集中展示了鬼灵鲜活蓬勃的人性活力与动人光彩。同时这一立意很大程度上使得男性人格走向了完善。从而体现出了作者对民众群体的人文化关怀。作者揭露社会的黑暗,大胆歌颂了爱情,在冥界虚幻形式下实现了现实生活中难以完成的理想,同时又无法完全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为了达到二者的和谐,作者试图通过“报”这一道德训条嵌入,为他的理想赢得一个合理合法的外壳,以期达到“守经”与“行权”的对立统一,以此来抵御“卫道者”的攻击,这充分反映了蒲松龄思想的保守性与不彻底性,削弱了作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