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关乎着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希望,是每一个体、社会和国家都高度重视的内容。当侵害子女权益的父母大量涌现之时,通过国家介入撤销父母监护权,以达到救济未成年人权益之目的的监护权撤销制度应运而生。该制度是公权力干预监护产生的结果,也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到实处的体现,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监护制度的基础是被监护人权益保障,权益保障的重中之重则是监护权撤销制度。在我国,该制度起航于《民法通则》,经历数次完善与改进,现在《民法总则》中已有了框架相对完整的法律规定。但在制度设立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形势虽然有所改善却仍然严峻,父母侵害案件层出不穷,通过撤销监护权得到救济的未成年人终究是极少数。我国的相关立法停留在较为概括性的层面,而实践中配套运行机制尚存疏漏,导致司法实践出现困境。本文选取我国最主要的监护模式—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这一角度展开研究,以近年的典型案例作切入点,分析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实施过程中所遇的阻碍和问题,并进一步从撤销主体、事由、方式等立法层面的不完善和举报、安置、监督等相关制度配套运行机制的不健全两个角度深入剖析问题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较法上的借鉴,从我国实际状况出发,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第一,在我国亲权和监护权合二为一的立法背景下,区分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监护权撤销的适用规则,明晰监护权的撤销内涵;第二,回归撤销制度本身,在立法中纳入必要的撤销申请主体、扩充财产侵害等撤销事由、区分撤销范围、构建撤销梯度等;第三,引入父母监护侵害举报、多层次监护监督机制,丰富撤销干预措施、建立以家庭监护为最终落脚点的安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