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工具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998年以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创新。2006年6月至今，我国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存款准备金工具的频繁使用，却也反映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目标影响的乏力。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侧重研究存款准备金制度对货币中介目标的影响，而忽视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对存款准备金规模的影响。事实上，由于我国央行的准备金操作是通过信贷渠道来影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必须考虑到来自银行部门的反应。以此为背景，笔者借鉴相关文献，对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下的央行存款准备金政策进行研究。 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操作与商业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的持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存款准备金的定义与基本职能；第二部分首先总结了存款准备金在我国的实践历程，其次分析我国存款准备金所履行的维护金融稳定特殊职能，最后揭示出我国存款准备金操作的难题，实现分析的重点由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操作到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持有行为的过渡。第三部分首先基于三大假设推导出商业银行最优规模确定的函数，然后利用面板模型估计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找出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商业银行存款规模、不良贷款率、资产收益率、同业拆借利率与超额存款准备金收益率差值对惩罚利率的比值等经济指标对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规模的影响。第四部分是本文的落脚点，旨在为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操作提出政策建议，提出央行应根据货币的流动性特征、金融机构的规模特征、存款的币种确立法定存准备金比率，并适当提高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本文在该领域内首次将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操作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持有行为纳入到一个体系中来分析，扩大了我们关于央行准备金操作的视野。笔者关于商业银行最优存款准备金规模的确立是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初次尝试，能对国内学者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