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到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的两百年间,儒学及其研习者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程:由受到打击逐渐走向受到独尊。本文要着力研究的就是儒学由遭打击的低谷到受独尊的颠峰这一历程。 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涉及两个内容。秦始皇的作为及其实质是第一个内容,法家“独尊”是第二个内容。秦始皇即位伊始采取了不少举措巩固帝国政权,这些举措的实质分别是权归中央、权归一人、立功和立威。简言之,就是树立帝王至高无上的威势,树立和巩固这种无与伦比的帝王威势是“独尊”法家的政治背景。“独尊”只是帝国最高统治者树立帝王威势的形式和手段,并不是真正尊重和采纳它依“法”治国的思想和主张。儒家学派不合时宜的主张导致了帝国政权对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说的打击和禁锢。 第二章首先考察了汉初诸位帝国最高统治者在帝王威势上面受到制约的情况,并探索了他们各各不同的具体原因。帝王威势受制,往往与同姓、异姓诸侯国政权的势大难制以及朝中重臣、功臣强梁难驭同步,这是诸子复兴和汉初儒生活动的政治背景,诸子复兴又是汉初儒生活动的思想背景。汉初,帝国政权及其最高统治者无力也无意谋求思想学说的一统和专制,这就给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派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从而使他们迅速地从秦帝国时期的打击中恢复元气,开始复兴的步伐。汉初诸子的复兴是全方位的。这其中包括杂家和法家的复兴;以黄老学说为新的形式的道家思想的复兴和繁荣;以蒯通和邹阳为代表的纵横家的复兴;以“五德终始说”为标志的阴阳家的再兴起;以韩信和晁错为代表的兵家的复兴。汉初积极进行活动的儒生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他们分别是立功类的郦食其和随何;立言类的陆贾和贾谊;立体类的贾山;著述传承类的诸位儒生以及政治投机类的叔孙通等。与后世儒生的表现相比,汉初的儒生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和融通诸子的学说品格。 第三章主要关注汉武帝“尊儒”。汉武帝在政治上力图重新树立帝王威势,打击地方政权和势力以实现权归中央;在中央朝廷通过破坏丞相制度实现权归一人;任用中朝士人轰击不同的声音以立威;打击异族以立功。武帝“尊儒”与他重振帝王威势是相关的,“尊儒”不能够妨碍武帝重振帝王威势。对武帝时期“尊儒”起重要作用的人不是董仲舒,因为两为“王国吏”的经历表明他并不受武帝的宠幸和重视,他不可能影响和决定帝国的文化政策。对“尊儒”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公孙弘。他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他首先为研习儒学争取到了政策上的优待,其次他自己的经历极大地鼓舞了儒生研习和传承儒学的热忱和积极性。 第四章集中讨论两个问题:霍光专权和霍光任儒。霍光专权是客观存在的:班固及后世史学家的著述中都含这种证据。霍光的专权又是极端的:他在昭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