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产物,《红旗歌谣》的诗歌书写凸显了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新中国的建立,使广大的工农兵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1958年党和国家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得到了工农兵劳动人民的积极响应,工农业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工农业大跃进运动使广大的工农兵劳动人民积极投身集体的劳动之中。劳动书写必然也成为《红旗歌谣》诗歌书写的最鲜明的特征。《红旗歌谣》的劳动书写是翻身做主人的工农兵对时代的全新书写,是新时代的劳动颂歌。《红旗歌谣》歌颂的是工农兵集体的体力劳动。在当时的国家科技水平的条件之下,国家农业发展、工业生产需要依靠大量的体力劳动生产。在当时,工农兵集体通过体力劳动,能够创造社会价值,改善人民的生活,推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体力劳动在当时占据着至高的地位,工农兵的体力劳动成为当时社会最受尊重的劳动,工人、农民、士兵也成为最有社会尊严的身份。“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热爱劳动成为社会审美、道德观念、婚恋观念的重要标准,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美学的建立。同样,大跃进运动造成社会风气的浮夸与虚假,也在《红旗歌谣》中暴露了出来。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体力劳动独尊的现象的弊端也随之暴露,过分强调体力劳动而忽视脑力劳动,造成了社会的反智主义倾向。第一章分析《红旗歌谣》的创作主体。诗歌创作主体工农兵在新中国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不仅成为享受文化的主体,也成为创造文化的主体。翻身的自豪感与劳动的豪迈之情在大跃进集体劳动的浓烈氛围下,催化了劳动人民的表达欲望。在当时工农兵的文化水平以及紧锣密鼓的劳动中,民歌创作成为工农兵进行文学表达的唯一的方式,工农兵通过民歌书写他们对新生活的歌颂,表达他们对党的深厚情感。工农兵的新民歌创作慢慢演变成一场具有全民实践意义的新民歌运动。在新民歌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工农兵都加入了新民歌的创作当中。各地民歌创作活动形式丰富多彩,中国一时间成了诗的海洋。民歌创作继承了传统民歌表达的口语化、生活化特点,地域特色鲜明。民歌创作也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创作手法。不同的是新民歌的搜集与传播,一改传统的口口相传的方式,大量的民歌被搜集成册,各地的地方刊物以及国家级刊物也辟出专栏刊载新民歌,新民歌的创作以书面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第二章论述民歌创作内容的抒情主体和书写对象,抒情主体和书写对象在《红旗歌谣》的民歌书写中合二为一。抒情主体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呈现,而是代表集体发声,抒发集体的情感。抒情主体的“我”表达的情感不是个人的情感,“我”所抒之情是工农兵集体的感情。“我”是公社中的社员集体,是参与劳动的农民群众,是工作在各个工业岗位的工人,也是保卫祖国的士兵,还是歌唱祖国的各民族的劳动人民。“我”也不是拘泥个人世界的“小我”,而是投身于集体中的“大我”。工农兵作为《红旗歌谣》的书写对象,一改旧社会悲苦劳动者的形象,成为新中国热爱劳动、奉献集体、乐观豪迈的社会主义劳动新人。他们敢于蔑视一切旧势力,相信劳动人民自身的力量,勇敢克服所有困难,表现出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豪迈情怀和雄伟决心。第三章论述《红旗歌谣》的劳动书写所反映的社会主义劳动美学。“劳动光荣”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和接受,成为时代风尚。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被社会认可,并受到社会的尊重。“劳动光荣”的观念影响着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代审美与社会道德观念都深刻地融入了劳动的因素。集体主义劳动观得到了极大张扬。劳动人民忘我地投入到集体的劳动生产中,为集体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利益,全社会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气。第四章论述在“大跃进”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红旗歌谣》所暴露出时代的问题。过分强调体力劳动而忽视了脑力劳动以及脑力劳动者,隐含反智主义的倾向;浮夸、虚假的大跃进风气也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一心求快的急躁的社会心理笼罩下,片面追求数字经济,造成了虚报产量等的负面现象。工农业劳动生产对于自然缺乏尊重与保护,对于客观规律的忽视,也对当时国家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