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是新时期中国文坛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也素来是批评界的热点。但研究者的视角大多集中在余华的几部长篇小说上,对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观照不够。本文梳理了余华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创作历程,将余华90年代鲜有人注意的短篇小说放在其小说创作的整体脉络中进行分析。1990年代,余华的写作出现了批评界指认的“转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为他赢得巨大声誉,而间杂在这些长篇中的短篇小说对于考察余华创作的转型其实也非常重要。首先,余华借由这些短篇小说保持先锋性的思考,这些小说中依旧对存在本身产生质疑,考察人性之恶；它们描写了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直面书写命运的荒谬,阐释荒谬背后所体现的文明秩序的虚伪以及现代人存在的虚无。当然,这些短篇小说的主旨内涵跟之前相比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余华将自己的视域扩展到可触可感的生活领域,将生活的城市空间以及日常的“一地鸡毛”带入自己的创作。再者,在余华199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人物从抽象的“符号”变成了具体的生命,比如渴望成长又不谙世事的孩子,慈爱温和的父亲,厌倦婚姻的男人,还有区别于传统世俗的新时代女性等,为小说添加了生命的活力。最后,在这些小说中,余华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生活的喜怒哀乐,关注了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之下,现代人前所未有的精神空虚。在光怪陆离的生活里,人们经历着情感和家庭的双重危机,没有兴趣爱好,失去生活的热情,徘徊挣扎在日常的边缘。在小说文体上,余华以“重复和循环”的叙事技巧来架构这些短篇小说,将自己对西方音乐和文学的理解融入创作之中。称呼、语言和情节上的重复,使小说变得简单,小说的意味则得到无限的生发和扩展；而循环叙事则凸显了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本质。余华让“对话”成为这些小说主要的叙事推动力,他不再侵入叙述,而是将叙述让位于人物,将小说跟生活的距离缩短,增加叙事的真实性。同时,“对话”叙事方式有利于简洁、巧妙地展示人物关系和心理活动,使小说叙事变得灵活深入。此外,这些小说侧重描写生活片段,情节松散,充满了细节,很多甚至挤压了小说空间,造成了情节的滞慢,以此来突出现代生活的嘈杂空虚。综言之,余华1990年代的短篇小说有自己的创作追求,同时也为同期的长篇小说提供互补和互援。作为余华转型时期创作的“中转站”,它们既回望过去的先锋写作,也为转型做了铺垫、尝试和蓄势。它们独特的美学形态成为余华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对之的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把握余华的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