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五四与晚明的关系研究，自周作人以来，将近百年，研究的立论众口纷纭。或从言志的观念谈两者的渊源关系，或以“现代性”的视角进行比较，或立足批判基础上的评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批评研究开始着眼于思想文化的思维模式，再加上中国文学整体观的研究，使五四与晚明的论争有了更深入的探讨。新时期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理念，以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等新课题及其相关专栏、专题研究的出现，为晚明与五四研究开启出更为广阔的研究思路。糅合这些研究基础及现状，本论文融入中国传统思想整体演变的内部视野，以性、情、性灵三个关键的中国传统命题，以人的观念为理论依据，从思想史的高度发掘比较两次思潮在人的观念上的嬗变。这无疑使论题迈向更深层次的研究。　　人性思辨的比较。晚明心学及五四人学两次思潮都对传统人性观产生的现实困境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并在人性思辨上回归到人的主体本身，对“天命之谓性”意识进行消解。晚明心学思潮是在阳明心学“致良知”观念的启动下形成的新的人性观念，启发了士人观念的平民化趋势，形成狂者自适的个性心态。李贽既接受世俗平民化的意识，又维护其独立的性真品格。李贽的狂者自适，意在构建心性本体，是个体心性与善道融合的进取。五四人学思潮或多或少地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西方人学思潮结合中国实际，探究新的人性观。与晚明心学思潮不同的是，五四人学思潮在人性观上迎来的是一次群体解放，并对国民性进行积极探索。鲁迅探索国民性问题，激荡的是传统狂者进取的精神，演绎成狂者抗争的个性人格。他呐喊国民的觉醒，呼唤真心的人，又在彷徨中求索于个性的心性自觉，充满理性的反思。　　人情启悟的比较。中国传统对情从天道中进行辨识，但趋向经验上又理解为情不甚美。晚明心学思潮承继阳明心学顺其自然的情欲观。汤显祖将情归本于人的道心，摆脱传统情生于性的束缚，给情感确立了本体地位，建立至情论。五四人学思潮还继续深化晚明以来对人的真实情感的发掘。通过西方意识的糅合，鲁迅阐述爱的哲学，胡适则号召性地宣传科学方法，把重心放在传统情理之辨的问题上，主张不断的以实证求理，扩张人的“心知”辅助情欲。两次思潮对自我情感的发现，在文学上推动了作者对自我真性情的重视。冯梦龙于小说文本中构筑一种粗具现代意义的“自我之垒块”。五四时期，“自我之垒块”的书写深入到自我的深层意识，并对“非人的文学”因素进行摒除，使“自我之垒块”完成现代转化。　　性灵观念的比较。性灵是文学的重要理念范畴。晚明之前把性灵理解为天地之心。晚明心学思潮将性灵解作人的心性之真。在性灵的自然之真上，表现人真实的情感个性，形式上不拘格套。在性灵的自适之通上，公安派提倡“趣”，竟陵派主张“精神”，汤显祖以有灵性的狂狷精神，从至情发用，以梦澄情觉路，以情象通情道。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新文学的源头归溯到晚明，启动了对中国性灵观的重新发掘与构建。林语堂将动态的性灵观与幽默联系到一起，扩大了性灵内涵的外延。鲁迅以狂者抗争的个性心态阐释着不同的性灵理念。鲁迅发掘他狂者的个性，专注于他的立人思想，历经希望与绝望的虚妄，以梦澄情觉路而获新生，抒发出狂者进取精神的性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