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个朝代在历史上都因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将绘画艺术推上了一个个新高度，从而奠定了唐宋人物画大发展的局面。唐宋人物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后世乃至今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唐代画家周昉的《戏婴图》与宋代画家李嵩的《货郎图》作为研究对象，重点从时代背景、绘画技法、表现形式、题材样式、审美意趣、社会功效等几方面对二者进行充分的对比和研究。通过作品产生时代的人文因素、技法表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等多个角度，对导致《戏婴图》与《货郎图》的画面形成所构成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和分析，从而更好的完成课题的研究。唐代画家周昉因出身于官宦之家，属贵族子弟，所以《宣和画谱》中谈到他的艺术表现和绘画内容时皆以“多见贵而美者”著称，最善于画“贵游人物”，而且还都以“浓丽丰肥之态”呈现于画面，是最具盛唐风格的“绮罗人物”画的典型代表。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出身与生活环境对其人物画创作的影响。宋朝李嵩是南宋画院待诏，自受李从训的抬爱收为义子后，历任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画院待诏，但木工出身的他所作的人物画皆以寻常百姓的生活或“宋江三十六英雄”等为内容的重大历史题材绘画为主。二者的创作态度恰恰暗合了当今“艺术来源于生活”的论调。周昉的《戏婴图》表现了唐时贵妇们与童婴嬉戏的景象，李嵩的《货郎图》讲了一个货郎的到来招致了村妇乡童们的簇拥的热闹景象。“阳春白雪”出自达官贵人之手本无可厚非，但在大宋画院里弹奏出“下里巴人”的曲调却不得不令人惊叹。同为皇室力作，却代表着两个不同朝代的主流审美，在对二者的形成做系统的比对中，梳理出导致他们在人物画创作中产生异同的原因才是本文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