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道德,如何理解人性,这些始终是学界关于韩非子政治哲学性质评判的两个重要问题。在韩非子思想中,有作为本体的“道德”,本体“道德”决定着万事万物的方方面面,有着产生、推动、指引万物的能力;也有作为具体的“道德”,它是世俗社会各种主体应恪守的行为规范与法则,具体“道德”落实在人上,形成了伦理化的道德,规范着人性的发展与最终归宿,有道德的人便被称为“有德之人”;落实到政治上,则构成了以“法”、“术”、“势”为具体手段的治道观,是政治化的道德,有道德的政治被称为“有道之政”。人性是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现实基础,人作为政治中的实践主体,对人性的不同分判决定了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也决定着政治实践的不同走向。郭店简《性自命出》中所阐释的性情分野的观点,影响了之后诸家的人性论思想运思与建构,儒家的荀子,法家的商鞅、慎到都在他们的人性论学说中体现出了重人情的政治化趋向,韩非子作为先秦子学的终结者,实现了人性论思想的彻底政治化。韩非子认为“道德”无善无恶,人能“体道向善”,治事要“缘道理”,治政要“因人情”。韩非子强调道德修养对政治养成毫无作用,人性自为、人情好利对政治实践有害无利,这体现在君主无能、大臣苦法、百姓恶治上,从而主张借助极端的“去道德”的“法”、“术”、“势”三大手段,强制实现“以法教心”、“以术知奸”、“以势诎贤”的政治目标,从而疏导人性,保障社会的道德底线,建立一个具有鲜明法家式“立公废私”特征的道德社会。因此,韩非子政治思想的实质是“去私而归公的道德哲学”。它在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方面产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