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地区由于农业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同时，西南地区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集聚地，由于历史、经济等多种因素制约，人力资本素质偏低，贫困人口比例大，是国家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扶贫攻坚的重点地区之一。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较，西南地区当前和将来都面临着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既要“赶”更要“转”。所谓“赶”，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要加快，它是扶贫攻坚和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障;所谓“转”，也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从过去主要依赖资源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模式转变。同时发展方式决定了贫困人口融入经济发展的程度，决定了发展结果是“益贫”还是“益富”。“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理论的核心正是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困人口的参与，并且最终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从发展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实践经验来看，经济增长虽然能从总体上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又会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所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减贫”形成了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本文以“益贫式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梳理益贫式增长的理论脉络和评判指标体系，采用了贵州、广西、四川、重庆的相关数据和调研资料，重点研究西南地区的贫困及反贫困状况，并评价这一地区“益贫式增长”的得失，提出未来“益贫式增长”的路径选择。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村，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网络。在以亲缘、民族信仰为媒介连接的横向社会资本，存在低（短）连接高整合;以国家行政村级治理和村民权威治理为媒介链接的纵向（垂直）社会资本，则存在高（长）连接低整合;而处于两者之间的农村经济组织还处在初级的发育阶段。　　笫二、测度西南地区贵州、广西、四川、重庆四个省（区.市）贫困FGT指数状况。发现从2000年以来四个省（区.市）的三个贫困指数:贫困广度（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距离指数）、贫困强度（平方距离指数）都呈现降低的趋势，尤其是农村的绝对贫困率下降的速度最快，且表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变化不大。但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有上升趋势，与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在慢慢的趋近，同时农村居民减贫的速度越来越慢。　　第三、测度贫困率变化因素。保持贫困线不变，分别分解了农村绝对贫困变动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贡献（减贫效应和减贫弹性），发现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越来越小，而收入分配对贫困效应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减贫弹性年均值小于1，收入分配减贫弹性年均值大于1，这说明了为什么减贫难度越来越大。通过农村（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人群收入增长速度与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比较，发现在2000年以来多数年份低收入人群人均收入增长率低于全体农村（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因此总体上可以判断过去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　　第四、在产业发展益贫重心上，通过三次产业比重结构与减贫关系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发现贵州第三产业比重与贫困率变化存在负相关，广西第一产业比重与贫困率变化存在负相关，四川、重庆第一、第三产业与贫困率变化存在负相关，但第一产业的偏弹性要大于第三产业。四个省（区.市）第二产业与贫困率都存正相关，表明增加第二产业比重反而会增加贫困率，不利于减贫。　　最后、在有效减贫路径对策上，除了要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公共财政支出，夯实贫困地区发展基础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发展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实施有效的减贫战略，因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是离贫困人群“最近”的产业，贫困人口容易参与。但如果仅仅发展传统种养殖业，西南地区的农业资源不具有优势;因此，西南地区要走特色农业产业道路，增强市场竞争力。如何将“原子”状的贫困农户连接起来，实现产业发展的“益贫”，关键是要利用少数民族村寨高度整合的熟人社会网络，嵌入具有“好人+能人”的产业组织带头人，形成带动贫困人口致富的农业产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