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外卖员的移动媒体使用是平台经济下媒介传播的重要议题。流动的社会分工,将外卖员置于“城乡流动者”和“移动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中,新环境下,该群体面临着多重压力,如何改善和高外卖员的职业幸福感和城市融入度,从而升他们的城市幸福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关系视角考察上海市外卖员,以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为理论基础,建立外卖员移动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的结构方程模型,对302位上海外卖员进行问卷调查,同时通过对外卖员、站点管理者等相关群体的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了丰富的田野资料。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社交导向移动媒体使用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粘结型社会资本,但不能正向预测桥接型社会资本;工作导向移动媒体使用能显著正向影响粘结型社会资本,但不能正向预测桥接型社会资本。研究还发现,外卖员家庭(乡土)归属感需求与维系乡土关系动机和新建非乡土关系动机均呈显著正相关;城市归属感需求与新建非乡土关系动机呈显著正相关;维系乡土关系动机和新建非乡土关系动机均与移动媒体使用呈显著正相关;桥接型社会资本不能正向影响城市融入度,粘结型社会资本能够正向影响城市融入度,但不够显著。此外,人际交往能力不是移动媒体使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中介变量。研究认为,空间流动过程中,流动的心灵归属是勾连起社会关系的前因;“媒介化交往”占据了外卖员社会交往的主要部分,贯穿工作和生活,移动媒体使用进一步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却让家和家乡“既远且近”;强弱关系网络区分了交往层次,强关系更能供实质性帮助;但移动媒体经由社会资本对城市融入度影响具有局限,身份认同和户籍制度等成为阻碍,形成了群体内部生产出的“同意”,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外卖平台尚未能建立十分合理完善的保障制度和举措保障骑手权益和在沪生活,外卖员的底层文化生产较为保守,在考核机制的数字规训下,其对抗逻辑多局限于“自我消化”和“内部消解”,往往用日常化的媒介交往缓解压力和焦虑。文章最后还出了相应建议,帮助外卖员升城市融入度,更好地融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