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旦,即近人指称戏曲舞台上的男扮女角,曾是中国演剧史上的一个重要存在。传统戏曲的剧场体制为男旦跨性别表演奠定了基本程序与前提规范。脚色行当的性别辩证与戏曲服饰的性别符号寓意预设了易性表演的自由容量,辐射于剧场机制的传统性别文化规范催生并进一步促动了反串表演的发展。男旦艺术的萌兴、鼎盛与衰颓几与戏曲发展史相始终。旦色男扮源于歌舞、出于巫优;唐宋戏剧初备并臻于成熟,“弄假妇人”的伎艺衍变为杂剧的“装旦”与南戏的“妆旦色”;明代南曲诸声腔并起,旦色男扮成为剧坛主流;秦腔、徽班男旦塑造了独特的表演范式和审美趣味,但也存在着对低俗审美要求的迁就。考察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易性扮演,必须将其归置于一系列特定社会生态系统:无论是明清易性乔装文本中隐含的性别文化规训,还是狎优蓄童现象附着于男旦身上暧昧的男色因素,它们深刻影响着乃至今人对男旦艺术的观感与态度。京剧男旦突破了前代男旦艺术的局限,旦行各门类的净化、融合与拓展提升了旦角表演的技术含量,男旦明星化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特有的文化现象。以梅兰芳为首座的京剧男旦群体革故鼎新,旦行“外形结构之美”与“内涵意境之美”的双重融合,是提升京剧艺术整体品格的不二法门。20世纪早期话剧舞台实践中的男旦是东西方戏剧文化衔接的临界点,它既为传统的性别反串艺术注入新意,也隐伏着戏剧表演体系与反串传统疏离的先兆。梅兰芳两度访日并赴美访苏,成为现代西方戏剧文化深刻认识中国戏剧乃至东方戏剧文化的介质和桥梁,其域外影响进而反转作用于国内剧界。然而,在“写实主义”绝对化理解的文化语境下,随着女旦群体的浮现,男旦艺术终趋式微。考察中西戏剧发展史,论艺术积淀之深厚、影响之深远,无过于中国戏曲舞台上的男旦,剖析男旦艺术形成的深层文化心理诱因有其特殊意义。男旦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似乎也昭示,对男旦的刻意禁限或菲薄,泄露的恰恰是潜在的封建心理遗存。在涤荡戏曲封建伦理文化的前提下,男旦艺术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