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取代“天”成为道家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不是处于一种本体论的兴趣，而是要为现实的人生、政治指明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法自然”。“道”以自然为“法”则不干预、宰制万物，斯乃“无为”；而“道”、万物与人的“自然而然”，则表征着世间一切皆自生、自化、自为，此乃“无不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道”之虚无本质的体现，故“道”之“体”乃“无体之体”，其“体”之显恰在于使万物通过“无”而成体；“道”之“用”乃“无用之用”，其“用”之征亦在于使一切用成其为用。这就是“无为而治”的形上学进路，亦是其哲学合理性基础所在。　　 与西方哲学构建一个独立的形上世界不同，“道”的形而上世界是一个与万物“同在”的世界，“道”超越万物而又内在于万物之中，故道家“道”论的真正落脚点是“人事”。从“道”到“性”再到“治”，道家“道治”理论的建构其实隐含着一个从否定中实现超越的内在向度。世俗人性陷溺于伪、知、欲等而不能自拔，故道家人性论的基本思路是以“道性”来超拔人性，使人得“道”之性而本真、素朴、虚静。世俗政治乃“多知、多欲、多事”的“有为”之政，“道治”则是“无知、无欲、无事”的“无为之治”，涵摄不造作、不搅扰、不干预而让全社会老百姓自为、自化、自治的政治正当性，实现了对“有为之治”的彻底否定和根本超越。　　 “道治”理论的建构是道家思维方式的产物。道家思维方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道家思维方式是一种逻辑分析之外的进路，二是道家体“道”、悟“道”的思维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行“道”的过程，从而使道家思维方式涵摄十分丰富的治道涵蕴。道家思维方式的基本形式有三：一是“观”与“闻”，一种以直觉为表征的哲学观照；二是“反”、“时”、“和”的辨证思维，同时也代表一种辨证施治的方式；三是“立象尽意”，是以“象”为中心的言说方式。　　 道家“无为而治”是一种高远玄妙的治道模式，之所以高远玄妙，在于它不是一种对象性思维中的“我-它”模式，而是一种君民“共治”的“我-你”模式。“我无为而民自化”所彰现的“主体间性”，即“无为一自为（化）"的“共治”理念是“道治”理论最深刻的蕴涵，亦是“道治”理念得以落实的枢机。这种君民“共治”通过上下各守其“分”、“因”而制宜得以落实。统治者依其“名分”，顺其“性分”，守其“职分”，则上“无为刀而民自治；统治者“因”民之性，“舍己而以物为法”，就能在“因”“百姓之自为”而“无不为”，实现君民之间真正的“共治”天下。此即“无为而治”的实践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所在。　　 “道”内得之于身，可修圣人之德；外发之于事业，可行王者之政。这就是道治价值的双重开展，亦道家“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即“身国同治”：“无为”以治身，可畅通“内圣”之途；“无为”以治国，可通达“外王”之业。此“无为而治”所以可能也。　　 但道家“无为而治”存在一些内在的悖论，解决之道在于：通过理论的自批判，在辨证反思中走近“真理”；通过实践的自修正，在开放融通中形成“可能”。这，是“无为而治”走向新大陆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