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相当浓厚的政治性，表明这个阶段的文学写作必然受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唤”，与政治共谋。而“新时期”这个身份认同重组的时代，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身份认同写作的特性。“知青”小说在这样的写作背景下，遭遇到了“伤痕”叙事的身份尴尬。而“知青”现实中的身份认同压抑和他们身份认同上的模糊和漂泊不定，最终导致了“知青”主体性的觉醒，开始了他们明确的身份认同写作。这也是“知青”作家在身份认同对话过程所做出的抵抗。由此，“知青小说”写作从“伤痕”中退场，不再进行反思写作，而是转向了对自我身份认同影像的塑造。在这个塑造过程中，既对“解放一代”自然获得的身份认同进行质疑，又对“前知青”身份的“红卫兵”行为辩护，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规避“红卫兵”这个“前知青”身份以及把自己塑造成英雄的角色。随着“知青小说”的发展，“红卫兵”身份的精神内核逐渐从显性转化为“知青”写作的内核，“知青小说”也开始了着意强调“知青”的“代”际意识和他们与父辈的断裂性，强调自己是“无父”的一代，是“大地之子”，是民间之子。并由此深入到对自己精神之“岸”和“根”的追索。这种追索的结果使他们进入到保存在乡间、底层的草根文化和传统文化。这是“知青”为什么会率先进入到“寻根文学”写作的原因。当然这种文化与乡间的生存状态杂融，是一种朴素的文化，是精华与污垢交汇的文化。这正是“知青”的“红卫兵”精神反特权、反主流、反秩序、反知识以及极端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而他们的极端虚无主义又与对“红卫兵”身份的规避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先锋文学”对历史和知青生活迷宫般的圈套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