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产业不仅承担着传播信息的社会责任,而且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媒介产业的规制,因为它是媒介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政府对媒介产业采取不同规制将产生不同福利效果,有些政府规制增进社会福利,而有些政府规制降低社会福利。因此,研究媒介产业政府规制不同的福利效应,从而更好地把握媒介规制适用条件和范围,对于建立高效合理的媒介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分别探讨媒介产业的价格规制、市场准入规制、税收补贴规制三种规制手段对媒介生产者、媒介消费者以及社会总体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评判媒介产业政府规制的利弊。文章的结论是,最高限价规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是一种增进社会总体福利的激励规制,但最低限价规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没有纠正媒介市场失灵,反而造成了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同样,媒介产业市场准入规制也没有达到规制的预期目的,反而阻碍了竞争,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补贴规制一方面对媒介消费者、媒介生产者和社会总福利产生一定的正面效应,使他们的福利水平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会产生巨大的规制成本,导致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税收规制降低社会需求,减少媒介消费者剩余,造成媒介生产者、媒介消费者以及社会总体福利的损失。本文最后针对政府规制措施的利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打破固定价格规制,建立最高限价的激励性规制;对竞争性业务领域,取消最低限价规制,引入竞争;区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施不同的准入规制;探索媒介市场准入规制的新方式,建立特许经营制度;逐步减少直接补贴,丰富间接补贴的多种形式;对非盈利性和盈利性媒介产业,实施差别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