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州锣鼓书曾是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广泛流布的民间说唱艺术,文字记载的历史不晚于明朝初年,有学者认为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可溯之源长,可记之史短”。锣鼓书历史上一直由盲人演唱,至今仍是坐唱形式,较好地保持了艺术面貌的原生性。盲艺人作为实践主体是沟通表演“文本”与听众的“有情媒介”,是表演效果得以实现的保证。因此论文以锣鼓书艺人为切入点,全面描述其入行学艺、书场行艺及成为职业说书人对其生活产生的影响,探讨在“非遗热”的当今盲艺人的社会处境问题,将艺人的口述材料与文献资料互证,在民间艺术的“集体创作与传承”中关注艺术实践主体的独特性。论文以陕县锣鼓书艺人王小丑为例,论及盲艺人们入行学艺、江湖行艺、从艺对其生活产生的影响等部分,这三个部分的论述使艺人的“集体性”得到展示,而鲜活、生动的口述材料充分地反映着调查对象的独特生活经验和情感智慧。由此,艺人的形象可以更为丰富和立体,不仅嵌入地方性知识与历史语境中,而且是独特的“这一个”。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目的、方法与思路,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主体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从地理、民间信仰和说唱传统三个方面介绍锣鼓书艺人生活与行艺的区域文化环境。豫西多山,地贫民瘠,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区,民间信仰根基深厚。积淀丰厚的说唱传统塑造了该地区民众的艺术品位,他们更倾向于唱曲类艺术,盲艺人的表演受到欢迎。第二章分析盲人说书的职业传统,入行、学艺与授徒均有严格的规矩。失明群体才具备职业的合法性,学艺必须拜师,“野干家”在书场上受到排挤。第三章比较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演出实践:参与民俗仪式、跑江湖卖唱、政策宣传与舞台展演,揭示不同语境中艺人被赋予的角色功能,这些不同性质的表演期待实现特定的目的。从外界对艺人的评价中,可以见出锣鼓书这一曲种艺术生命的盛衰。第四章从经济状况、婚姻家庭和精神三个层面描述了从艺为盲人生活带来的改变。“请书”频繁的时候,书班主唱的经济状况较好,普通演员可以维持生计。盲人在建立婚姻关系时劣势明显,艺人们将听书女性“由技艺而人品”、心生爱慕视为最理想的结合形式,现实中则是入赘为主要成婚方式。论文以陕县艺人王小丑、秦仙绸为主要调查对象,通过他（她）们的口述,结合对不同年龄段村民的访谈,充分挖掘艺人的个体经验与情感智慧,以期在当代展演空间中辨识民间艺人的多重文化身份。坚持主客位的不同文化视角,对盲艺人的境遇、技艺、说唱书目、外部评价和个人生活展开研究,尽量客观地描述和解释其职业传统和独特经验,在多种视野中呈现其命运的纵横向变化。在艺人的经验中,哪些是共性的,哪些是独有的;在追忆性的口吻中,他们怎样评价这门技艺和自身,渗透着怎样的感情,是笔者关注的焦点。文章试图通过民间艺人的研究视角透视锣鼓书这一曲种的艺术生命,以期认识本土曲种表演者与地方乡土社会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