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汉乐府歌诗的形成机制和文本生成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汉乐府歌辞文本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并进一步讨论其文本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因素。本文从六个章节展开了论述。第一章讨论礼乐形态与汉乐府歌诗的创作。在论述汉初礼乐建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各类乐府歌辞文本与汉代的礼制形态。《安世房中歌》是在汉初对各项宗庙仪法进行建制的基础而创制的,目的为维护刘氏宗亲世系继承帝位的正统性。《郊祀歌》则是在辞家兼取楚风以及郊祀祥瑞见事的基础上而创制的歌辞,目的为愉悦天地神灵。汉成帝时期以丞相匡衡为首的一批儒生在“贵诚尚质”的原则下,对《郊祀歌》的歌辞进行改定,使歌辞本身变得更为质朴。《汉铙歌》的产生在军事用乐之外,帝王大驾卤簿以及食举用乐的需求也对歌辞文本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讨论文本流传与汉乐府歌诗的历时形成。《相和歌辞》的形成与音乐变换、歌辞叙事模式有着紧密的关系,并以“弹筝酒歌”“相和”甚至是“歌呼”的形式进行演唱。在乐府文本的演进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武德舞歌诗》的文本形成概况。汉代杂舞文献虽出自方俗之间,却被用于帝王殿庭之中。雅舞文献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本创作发生着新的变化,但却基本遵循着《诗经》之“颂”体的创作模式。《苲都夷歌》三章以西南夷钦慕大汉之德为宗旨,以进一步加强西南夷各民族与汉王朝之间的联系为目的。第三章讨论“行风俗”与汉代杂歌文本的生成。从风俗使者行使“风俗”的地域以及汉代杂歌产生的地域关系展开,论述两汉时期杂歌与“行风俗”之间存在着地域的重合性因素。儒生成为参与“行风俗”的主体,也对杂歌和部分谣辞进行了一些加工和润色的工作。在“行风俗”的影响下,汉代杂歌所产生的初貌可以被大致的确定下来。“行风俗”与“举谣言”同为杂歌以及谣辞产生的制度动因,两者在体系确定、循环周期上也存在着较多相同的因素。第四章讨论“举谣言”制与汉代谣辞文本的生成。当汉代官吏的考绩模式与“谣言”有所关涉之时,这些被进举的“谣言”也就体现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结合考绩模式的演进,分析出“举谣言”制是经历了百姓臧否、掾属进举以及三公听采等几个动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举谣言”者也和风俗使者一样,对谣辞的文本进行了加工和润色,使之具有了一些特定历史叙事性质的含义。第五章讨论歌辞指向与乐府倡乐活动的兴盛。在分析汉乐府歌辞文本中存在娱乐指向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所体现的娱乐功能。乐府机关也以其倡乐活动的精彩表演,缓和并化解了胡汉之间存在的民族矛盾。乐府倡乐活动的繁荣和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乐府艺人、乐府歌辞文本的发展。汉代“撞末”伎人的表演活动,也为汉代乐府机关的俗乐表演增添了更多的娱乐色彩。以歌辞指向为探究问题的重点,进一步梳理乐府歌辞文本与倡乐活动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关注汉乐府歌诗的文学形态及佚诗补辑。以汉乐府文本的内部建构和文本的整理注释等为视角,对歌辞文本生成的经学语境、著录形态、注释情况进行考察,而这则要以《郊庙歌辞》《杂歌谣辞》等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此基础上,对两汉《杂歌谣辞》文本进行了一些补辑和注释的工作,力求对汉乐府文本的面貌尽可能的进行整理和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