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积极筑牢防腐铁坝形成风清气正的新局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举措。受贿罪在我国腐败犯罪中一直是重点和难点,受贿罪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变化多端,各种新型受贿罪形式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对受贿罪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从而指导司法实践意义重大。“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而且通说认为该要件是厘清收受型受贿罪与人情往来的重要判断要素。按照取得贿赂的行为方式将受贿罪分为收受型受贿和索取型受贿,两种不同类型的受贿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入罪时需不需要行为人具备谋利要件,原来对于收受型受贿必须具备谋利要件并没有太大争议,但是由于司法实践中新的情况出现以及对新司法解释的解读出现分歧,如何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成为了近年来关于受贿罪的重要争议,这一争议随着受贿罪案例的不断增多和具体案例越来越复杂,一直被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不断提出。因此,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也是本篇文章讨论的关键。本文第一部分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进行概述,首先介绍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的立法沿革,从而对要件在我国受贿罪中的发展历程详细阐述了;其次,在坚持文义解释的立场上,对要件的核心要素“他人”、“利益”等概念进行解释,在整体上对于我国受贿罪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文章第二部分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介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两大法系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将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有没有明确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写入受贿罪并不重要,各国刑法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在刑法上都是予以重视的,就算不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也会作为量刑情节。文章第三部分综合分析目前我国对于这一要件的存废争议。在删除论和保留论的争议之中,笔者站在法教义学研究者的立场上主张保留观点,坚持法律首先应该被不断解释发现法条更深的含义从而去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修改法律是最后的选择,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和遇到的新型案例时,应在人民大众能接受的“三常”基础上不断地解释法律让法条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并且保留要件更符合我国国情的和避免受贿罪打击面过大的情况。文章第四部分笔者在保留要件的基础上分析要件的理论争议,对比主观要件说和客观要件说各自的合理之处,认为主观要件说更具有解释力和符合司法实践打击新型受贿罪的需要。文章第五部分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进行深入分析。笔者在2016年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基础上对于规定的四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形式深入分析。例如:对于事后受财的认定问题,是否包括退休之后;事后受财被认定为受贿需不需要受贿人与行贿人事前的约定。感情投资型受贿罪的上下级关系中,是否包括间接上下级等。最后,笔者认为这些新型受贿形式及相关案例在不断地挑战着司法界对于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内容的认定。因为这些新型案件并没有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典型特征,不符合原来对于谋利要件的认定。一方面一旦司法实践过程中将这些新型受贿行为定为受贿罪就会缺少法律依据,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另一方面又符合打击不断涌现的新型受贿罪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