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公除心丧礼是诞生于西晋初期的皇家居丧礼仪制度。它是在综合汉魏居丧礼传统以及西晋统治者特殊政治动机的基础上成型,并由礼家结合儒家经典根据而议定的皇家居丧制度。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公除心丧礼呈现出多变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由儒家经典与现实政治时宜的冲突导致的。“变”主要表现在诠释礼仪的理论根基中,也影响、体现于礼仪的具体践行。皇家公除心丧礼的最初践行者为西晋武帝,作为这项礼制出现以前的自发行礼者,武帝的思想来源于传统观念和时代氛围。“以日易月”的汉家丧服礼与始终未弃的“三年谅闇”观念构成了礼仪最初的思想要素,再切合心丧礼适用对象开放化的时代背景,武帝通过实践构建了皇家公除心丧礼的礼仪范式。这个礼仪范式经过泰始十年(274)杜预引经据典的论证,遂成为制度。武帝的心丧行为实与政治时宜联系密切,以“孝”掩饰篡魏之“不忠”的治国理念主导了这场政治作秀。而杜预论礼亦怀有特殊的政治动机,其说主要是出于彰显储君地位以迎合武帝心意的目的。按照杜预的理论,儒家经典中原本就不存在对天子、诸侯‘服丧三年”的规定,“既葬释服,谅闇终制”是自古以来的达礼。为了使观点进一步绝对化,杜预将经典中的“谅闇”一词解释为‘释服心丧”。皇家的除服心丧遂由杜预之论而成为定制。杜说提出以后,后世之人不断对杜预所论定的公除心丧礼仪内涵加以改造。礼家首先回归到西汉文帝“权制”的概念,将皇家的既葬除服定位为与汉代一样的“权礼”；同时回归到传统的三年丧制,将传统“服制”与“权礼”并称,从而构建皇家居丧礼新的理论内涵,即皇帝与皇族都应拥有与传统服制一致的实际服丧期,只是受制于公事不得已而从权制,除服心丧。与此同时,礼家提出了杜预并未提出的“公除”一词。“公除”一词的使用使皇家礼与大臣的夺情起复等同,实是对皇家礼特殊性的否定。这样一来,“心丧’就沦为了汉代“权制”的补充,颠覆了杜预将皇家除服心丧定位为先秦古礼的说法。杜预之说在后世所遭遇的变更,根本原因在于杜说为特殊时宜下的说法,与时人观念中的古礼存在着强烈的冲突,时人试图在“师古’与“适时”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从而导致了礼仪背后新的理论诠释的产生。但杜预的理论并未就此终结。作为存在于礼家历史记忆中的皇家公除心丧礼制的事实源头,又作为两晋南北朝一大显学——杜学的内容之一,杜说“心丧礼”的礼仪形式仍然被持续讨论与传承,与新理论呈并行互补的关系。尤其是在特殊的政治时宜下,杜说还有被完全照搬全抄的需要。直到新理论发展至基本取代杜说,南北朝后期的皇家公除心丧礼才逐渐摒弃了杜预的“卒哭除服”说,完全回归到汉文帝的“以日易月”。即使是后世礼家口中的新理论,也难以完全维持自身内涵的稳定性。传统“服制”与“公除”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它可以被宽宏地接纳,也可以被苛刻地排斥。这主要是取决于政治时宜的要求。在特定的时宜下,统治者甚至只认可传统“服制”而排斥“公除”,这可以在追求汉化的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等皇帝身上找到典型。两晋南北朝皇家公除心丧礼的变化,是一个体现政治、经学和礼仪三者间互动关系的典型例子：经学是礼仪不可回避的基础,政治时宜则主导了对经学诠释的采择与礼仪形式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