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了“身体话语”的产生以及用“身体话语”来对新时期文艺中“身体写作”等现象进行批评分析。“身体话语”产生于世纪之交,既是世界学术领域中的一个新的议题,也是中国文学在世纪之交遭遇的新话题。用“身体话语”来观照新时期文艺在批评界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象。 本文认为“身体话语”中的“身体”不仅仅是生理医学上的身体,而且还是处在灵魂或上帝以及理性对立面的感性赖以存在的身体,是在柏拉图那里就隐约显现、并且到基督教神学统治时期体制化了禁欲主义生活形态下的有感性欲求的身体;“身体话语”里的“身体”是一个意蕴复杂的与伦理道德、社会生活、权力政治相关联的文化表征,此“身体”里还包括了个体对身体处置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体感觉。西方一直有身体和灵魂二分的思想文化传统,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贬损“感性身体”的思想倾向。自尼采以降开始对忽视感性身体造成影响开始反思,甚至把感性的身体和身体的感性提高到一个本体的地位。福柯更是把“身体”当作思考、重新认识、阐释历史的一个观察视角和思维角度。因此“身体话语”就是这样的一种批评活动:力图拨开附着在“身体”上的各种理论、意识形态、意图,弄清“身体”为何是这样的情状,这种“身体情状”是如何显现的,“身体”给予的“始源现象”是什么,“身体话语”研究的不是再创造一种有关“身体”的理论,而是廓清、还原和挖掘的批评实践。 中国文学中也有着长期忽视身体的现象,即使从“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性转型。事实上,“五四时期”刚刚开始对感性个体的关注,但很快就被人民本位的社会历史革命思潮冲淡,甚至再次忽视感性个体;当然人民本位的社会历史革命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进程影响巨大的。新时期文艺延续了发现个体的人的思路,又有着不同。新时期文艺中出现了“欲望化叙事”、“个体化写作”、“女性写作”、“下半身诗写”、“身体写作”、“胸口写作”“妓女写作”等现象,对这些现象如何加以研究呢?“身体话语”为之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因为这些现象里隐含和指涉的都是感性身体及其对感性身体的处置的态度和感觉。为什么有这些现象?研究这些现象有什么意义呢?“身体话语”不仅是发现自身(身体)、找回自身的一种启蒙动力,“身体写作”等现象和“身体话语”批评的出现,也是对中国二十世纪美学、文学中个体、感性缺失的过枉矫正,是对“人的文学”的一种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