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采用野外调查法、t检验法、方差分析法和回归相关分析法研究了四川成都平原淹育型水稻土、渗育型水稻土、潜育型水稻土3个水稻土亚类和潮土土类中的潮土亚类耕层（0～20cm）及土体垂直剖面（0～50cm）土壤有机碳、腐殖质碳和易氧化有机碳含量特征以及母质、土地利用和土壤颗粒组成对它们的影响。主要结果分述如下：成都平原耕层土壤有机碳、腐殖质碳和易氧化有机碳的含量分别为22．29±7．2 gkg^-1、20．05±7．21 g kg^-1和5．72±1．84 g kg^-1。4种亚类土壤有机碳含量为潜育型水稻土>渗育型水稻土>潮土>淹育型水稻土，其差异为极显著（P=-0．000）；淹育型水稻土、渗育型水稻土、潜育型水稻土和潮土腐殖质碳含量分别为12．63 g kg^-1、18．44g kg^-1、30．82 g kg^-1和18．31 g kg^-1；它们的易氧化有机碳含量则依次为3．90 g kg^-1、5．56 g kg^-1、8．48 g kg^-1和4．93 g kg^-1。成都平原土壤有机碳、腐殖质碳和易氧化有机碳在0～50cm垂直剖面上随层次增加均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但4种亚类土壤减少的幅度存在差异。①0～10cm、10～20cm、20～30cm、30～40cm和40～50cm土壤有机碳含量均呈极显著差异。除20～30 cm土壤有机碳含量为潜育型水稻土>潮土>渗育型水稻土>淹育型水稻土外，其它层次均是潜育型水稻土>渗育型水稻土>潮土>淹育型水稻土。②4种亚类不同层次土壤腐殖质碳含量均呈极显著差异。除0～10cm、30～40cm土壤腐殖质碳含量为潜育型水稻土>渗育型水稻土>潮土>淹育型水稻土，其它各层腐殖质碳含量均为潜育型水稻土>潮土>渗育型水稻土>淹育型水稻土。③4种亚类不同层次土壤易氧化有机碳含量间也均呈极显著差异。除20～30cm易氧化有机碳含量为潜育型水稻土>潮土>渗育型水稻土>淹育型水稻土外，其它各层次易氧化有机碳含量均为潜育型水稻土>渗育型水稻土>潮土>淹育型水稻土。成都平原灰色冲积物和灰棕冲积物发育土壤的耕层（0～20cm）有机碳含量分别为20．73±1．13 g kg^-1和23．37±5．81g kg^-1，且t检验表明二者差异不显著。其土壤腐殖质碳依次为21．65±5．00 g kg^-1和17．66±4．22 g kg^-1，二者差异显著。两种母质发育土壤耕层易氧化有机碳分别为5．52±1．87 gkg^-1和4．89±2．13 gkg^-1，二者差异不显著。不同母质形成土壤的有机碳、腐殖质碳和易氧化有机碳的垂直分布趋势一致，均为由表层向下层逐渐减少，有机碳在0～10cm土壤有机碳含量最高，在30cm以下急剧减少；腐殖质碳在剖面20cm以下急剧减少；易氧化有机碳在10cm以下急剧减少。水田、水旱轮作地和菜地3种土地利用方式下，耕层土壤有机碳、腐殖质碳、易氧化有机碳的含量均为水田>水旱轮作地>菜地。其中，水田、水旱轮作地和菜地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分别为26．21 g kg^-1、21．67 g kg^-1和18．28 g kg^-1。它们的腐殖质碳含量依次为22．46 gkg^-1、19．10 gkg^-1和16．35 gkg^-1。其易氧化有机碳含量分别为6．17 gkg^-1、4．91 gkg^-1和4．56 gkg^-1。方差分析表明，耕层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土壤有机碳、腐殖质碳、易氧化有机碳含量均存在极显著差异。水田、水旱轮作地和菜地不同层次土壤总有机碳、腐殖质碳和易氧化有机碳的含量均为0～10cm>10～20cm>20～30cm>30～40cm>40～50cm。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层次3种有机碳的含量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土壤耕层粘粒含量和有机碳含量、腐殖质碳含量和易氧化有机碳含量均达极显著线性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917^**（n=24）、0．623^**（n=24）和0．619^**（n=24）。粉粒含量和有机碳含量、腐殖质碳含量达极显著线性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629^**（n=24）、0．539^**（n=24）；粉粒含量与易氧化有机碳含量的线性关系不显著，其相关系数为0．308（n=24）。砂粒含量和有机碳含量、腐殖质碳含量和易氧化有机碳含量的线性关系均不显著，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211（n=24）、-0．180（n=24）和-0．264（n=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