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题材小说既为唐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历史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因小说作者对历史人物与社会现实的关注，使其真实性更强、历史感更浓，其中反映唐代社会文化的细节更加的丰富、具体，虚实结合的艺术创造也为后世历史小说树立了榜样。唐代历史题材小说是历史人物形象的生动画卷，是唐朝恢宏灿烂的文化园地，是唐人奇思妙想的艺术宝库。相对于唐代历史题材小说深厚的思想意蕴与非凡的艺术成就，现今学界对其研究还远远不足。本文力图藉代表作品的个案解剖与小说的思想文化意蕴、艺术成就的系统分析，说明唐代历史题材小说所达到的令人惊叹的思想高度、情感深度、审美层次与艺术水准。　　本文共分五章：前三章是以唐代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小说个案研究。以文本为依据分析小说，以文化为视角透视小说，以史料为参照考证小说是本论文前三章的主要研究方式。后两章在前三章基础上探讨唐代历史题材小说思想文化意蕴与艺术成就。　　第一章，论述唐人笔下的帝王题材小说。初盛唐帝王题材系列中既有明君唐太宗的论析，也有女皇武则天的评价，还重点分析了唐玄宗执政的优长，比较了小说家对玄宗爱情的歧见。中晚唐帝王题材系列中以唐肃宗与唐宣宗为代表。在小说与史料的比较中，考证出小说中一些细节上的讹误，如：考证出：《大唐新语·公直》中以苏瑰为首的众大臣在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向玄宗进谏，可是苏瑰在景元元年（公元710年）已经去世。考之《资治通鉴》，小说中描写的这次进谏应以宋璟为首。在小说文本相互之间的细节比对中，也可看出小说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与历史事件的态度。　　第二章，论述唐人笔下的宰相题材小说。初唐宰相题材系列中，依次论述了诤臣魏征、贤相房玄龄、文武全才的李靖、宽容能忍的娄师德、智慧过人的狄仁杰等名相形象。盛唐宰相题材系列中，对比了姚崇与张说二人各自擅长的领域，探讨了二人关系不睦的真因。中晚唐宰相题材系列既有贤相李泌为官功绩的总结，又有奸相卢杞劣迹的分析，还有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比较研究。在小说与史料的比较中，考证出一系列新成果，如：考证出：颉利可汗谢罪求和的直接原因是李靖主导的定襄战役之胜利，而并非《谭宾录·李靖》中记述的侯君集、薛万钧等破高昌。考证出：向太宗谏言处罚李靖之人应为萧瑀，而非温彦博。在以文化为视角的论析中，也得出某些新的认识，如剖析了小说作者对奸相予以美誉的原因等。　　第三章，论述唐人笔下的文士题材小说。初唐文士题材系列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盛唐文士题材系列对王维、李白、杜甫题材小说与相关的史传进行了对比。中晚唐文士题材系列中阐述了柳宗元与刘禹锡性情的变化，对元稹与白居易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小说与史料的比较中，明晰了李白与杜甫在小说与史传中的异同。在以文化为视角的论析中，也得出某些新的认识，如对陈子昂摔琴扬名等问题的重新评价等。　　第四章，探索唐代历史题材小说思想文化意蕴。借小说管窥唐代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是此章的基本诉求。从唐代历史题材小说描述的内容中分析唐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君臣关系、法制思想与天命思想。唐小说家在历史题材小说中寄寓了社会现实的思考、社会动乱的认识与社会理想模式的畅想。君臣关系是唐代历史题材小说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君臣关系是由君王为主导的，君主决定着君臣关系的走向，可分为明君主政的君臣关系与昏君当朝的君臣关系。明晰唐人面对人情与法制的抉择与善举恶行的奖惩方式。唐代小说中人物的官位、婚姻、财运、姻缘甚或是一言一憩，都由上天所定。但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同行为带来的好运与厄运也有所不同。命定现象对那些热衷名利、孤注一掷之人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而命变现象则弥补了命定现象的缺陷，使小说中的人物在天意面前拥有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　　第五章，探讨唐代历史题材小说的艺术成就。自觉创造意识是唐代小说文体独立的重要标志，这使唐代历史题材小说出现了与以往历史题材小说不同的艺术特质。作者运用写意传神法与写实传神法，对比较法也予以了多层面的运用，塑造出个性鲜明、同中有别的艺术形象，使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呈现出奇真兼容、美丑并举的美学特征。创造意识在小说叙事艺术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叙事时间的多样化与自觉性也与自觉创造意识相得益彰，而根据深层结构塑造表层结构则是自觉创造意识最为直观的体现。历史题材小说作者本有尚实之风，唐人又添爱奇之趣，再加上创造之思便构成了唐代历史题材小说虚实艺术的三种不同的追求以及由此而生的三种表现形态。厘清唐代历史题材小说的三种虚实形态，有助于唐代小说与历史小说虚实艺术理解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