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等各界进步人士积极介入儿童文学领域,促使儿童文学作为新的文学样式登上历史舞台。这其中文学研究会对现代儿童文学形成、发展作出的贡献最为卓绝。共同的社团身份使这些新文化倡导者、新文学作家在对儿童文学的译介、编辑、创作、评论过程中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文学向度。本论文分五部分论述文学研究会建构的儿童文学。绪论部分主要对当下学者研究文学研究会和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现状作一梳理,旨在说明本论文的写作缘起、行文目的以及行文中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论述文学研究会关注儿童文学的历史语境。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受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之影响,个体的“人”被发现,继而发现了儿童与儿童文学,对儿童与儿童文学的认识经历了由最初的政治认同到个体本位认同的过程,儿童文学渐次走向自觉。第二章论述文学研究会的两种儿童文学观。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主张以儿童为中心即强调儿童性,供给儿童阅读的作品多为“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即强调文学性与趣味性。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为代表的“人生之子”的儿童文学观,主张文学应具备使儿童认识人生,引导未来一代到生活之路上去的现实作用,即较为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性、社会性。第三章具体分析两种不同儿童文学观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文本、编辑文本、创作文本之特征。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文学研究会建构的儿童文学担负起了改造国民性的重任,旨在引起儿童对现实的注意,唤起儿童斗争的勇气,从小在儿童心目中埋下英雄的种子,为改造人生、改造社会而服务。结语部分主要对文学研究会建构的儿童文学进行评价。成就在于,文学研究会的“有意为之”使儿童文学迅速发展壮大,功不可没。不足在于,因承载人生苦难过重,而使儿童文学过早成人化、过度教育化,儿童文学的功利性、工具性更加凸显和尖锐,导致儿童性与趣味性缺失,使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行之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