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增长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外乎资源的投入数量和资源的使用效率。前者是指包括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投入;后者是指资源的使用效率,一般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显然,中国制造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高效率,但是仅以全要素生产率笼统地解释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经济的增长率,似乎过于简单。原因在于全要素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技术知识的进步,还包括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要素投入对增长影响所不能解释的内容。本文利用近年来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资本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成果,在Jefrey WurgIer计算资本配置效率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配置效率的计算方法。对1986~2005年我国制造业年度资本、劳动配置效率和1999~2005年我国制造业内外资28个行业的资本、劳动配置效率进行了计量;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计算1986~2005我国制造业年年度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1999~2005年我国制造业内外资28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并根据库姆巴卡的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分解,从中分离出了狭义技术进步率。在此基础上对1986~2005年资本配置效率、劳动配置效率、狭义技术进步率、经济增长进行了因果检验,得出资本配置效率、技术进步率影响劳动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在中国背景下劳动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通过对年度和产业资本配置效率、技术进步与制造业经济增长变化的多元回归,得出资本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经济增长有并不显著的正面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增长是投入型的增长,并不具有持续性,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配置和技术外溢效应也并不显著。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转变制造业经济增长方式和提升外资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