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对外交涉的日益频繁,清政府开始对传统交涉体制做出调整。五口通商大臣、南北洋大臣以及总理衙门的建立,给予晚清传统对外交涉体制——朝贡体制以致命的冲击。在西方列强的促进以及在洋务派的鼓动下,清政府逐渐接受了西方的近代使节制度,而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对外遣使的尝试以及朝觐礼仪问题的解决则为建立驻外使馆做好了铺垫。1876年出使章程对使馆的经费、使馆人员的选拔和出使人员的权利与义务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还有诸多纰漏,但它的出台为中国近代驻外使馆正常运转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随后的几十年中,清政府对驻外使馆相关制度不断做出调整和改善,20世纪初驻外使馆逐渐趋于成熟。使馆人员的选拔标准更为科学,选拔的途径逐渐多样化,驻外使馆的布局更为合理,使馆经费也得以合理的调整。这些变革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驻外使馆走向成熟,而且也为中国近代使节制度的近代化和中国外交走向职业化铺平了道路。晚清在驻外使馆建设方面做出的探索和改革为中国使节制度近代化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也加速了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虽然这些改革被随之兴起的革命所强行中断,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