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音乐性对中国新诗来说，是一个经过反复讨论而又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新诗要现代化，意义的发现、主题和题材的开拓，固然事关重大，但是如果忽视了声音的重要性，这种现代化就很难落实到文本上。本文以时间的进程为序，把1917到1949年诗歌空间限定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研究整体，拟在古典诗歌和当代诗歌的过渡——现代诗歌的范围内追溯现代诗歌音乐性的转变和演进，探讨现代诗人和诗论家在现代诗歌音乐性问题上的创建和失误、经验和不足。从而廓清现代诗歌音乐性发展和转变的轨迹，以擦亮源头之镜照出新诗未来理想的音乐之旅。 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于诗歌的音乐性”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把握诗歌的音乐性和音乐性对于诗歌的意义这两个问题，此为本文展开分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部分具体阐释了应从物理层面(外在音乐性)和空间层面(内在音乐性)把握诗歌的音乐性，并且以古今中外大量的理论和事实分析了音乐性对于诗歌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以时间的进程为序具体分析了现代诗歌的音乐性。第二部分“从萌动走向觉醒”探究了早期白话诗人和白话倡导者胡适、刘半农等在诗歌音乐性问题上的创建和得失，展现了早期白话诗人在此问题上从自发到自觉、由仿古到仿洋的转变过程。第三部分“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真挚追求”分别从外在音乐性和内在音乐性两个不同的层面分析了二十年代诗人在音乐性问题上的真挚探索。以闻一多、徐志摩等的“新格律运动”和后期创造社穆木天、王独清以及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为例，分析了二十年代诗人和诗论家在诗歌音乐性问题上的创新与失败、突破与局限，展示了二十年代诗歌音乐性内在、外在并行发展并由听觉向视觉扩展的趋势。第四部分“蕴韵无形，视听综合”以“现代派”的戴望舒和“七月诗派”的艾青等人的理论倡导和具体实践为例，分析了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中期诗人及诗论家对音乐性的探讨和突破，勾画出三十年代诗歌在音乐性问题上由模仿西方走向中西融合、从外在音乐性趋向内在音乐性的渐进与演变。第五部分“多元、整合、深化、融汇”分析和总结了四十年代诗坛在诗歌音乐性方面的种种理论探讨，以朱光潜、林庚、王力、卞之琳和袁可嘉等人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为例，勾勒出其多元、整合、深化和融汇的发展趋势。 最后本文虽然对诗歌理想的音乐性没有提出有创建的看法，但相信在失去古典诗歌鲜明优美的音乐性之后，中国新诗一定可以从上述的种种努力和演变中找出规律，从而展望到中国新诗音乐性的更广阔、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