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儿童蒙学读本,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自晚清起,就有国外译者将其推广海外,其中以英国汉学家Herbert A.Giles1900年的重译本最具代表性。而中国学者也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不断再译《三字经》,如潘世兹、王宝童、赵彦春等人的译本,其中赵彦春译本最具影响力。针对《三字经》的翻译,国内学者仅语言层面所做研究较多,因此还需要从新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这两个译本。“译者行为批评”是由中国本土学者周领顺提出的原创理论体系,以译者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内和翻译外探索译者与译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探讨译本生成过程中译者行为形成的内因和外因,有助于更深刻的认识翻译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交际现象。因此,本文以Herbert Allen Giles英译本San Tzu Ching三字经:Elementary Chinese(1900)和赵彦春英译本The Three Words Primer(2014)作为比较对象,从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出发,对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本研究采用描述性比较法,以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为基础,从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个方面出发对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合理度做了判断。首先,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式,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内做为“语言人”的译者行为,主要从“意”、“音”、“形”三个方面出发就语言层面和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上对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做了对比分析。其次,作者对两位译者作为“社会人”的译外行为因素做了分析,主要探讨了译者自身因素、翻译目的和读者因素对Giles和赵彦春以及他们的英译本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最后,结合两位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因素,基于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准则,分别对Giles和赵彦春的译者行为合理度做出判断。通过分析发现,在“意”的翻译上,Giles的译者行为整体倾向于“求真”,而赵彦春整体倾向于“务实”。在“音”和“形”的处理上,Giles舍弃了再现原文的特征,而赵彦春则通篇采用“AABB”韵式和“三词一行,四行一节”的句式,力现原文“音形”之美,而他们对文本所做的一切调整都与他们的译外行为因素息息相关。整体来说,两位译者的译者行为都处于合理的范围内。本文通过对比两位译者的行为及其合理度,试图检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实践性,并希望通过客观评价国学经典英译本,为日后经典的英译方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