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风险早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风险无处不在。自从1986年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起,风险问题便逐渐成为各个领域学者争相研究的焦点。尤其是随着风险复合性和全球化性质的深化,全球社会风险形势愈加严峻,国内外学者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也慢慢变得丰富,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几大理论模式。流行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风险研究模式主要有三大类：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以玛丽·道格拉斯、维达夫斯基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以爱尔瓦德、迪恩、卢普顿等后现代学者为代表的基于福柯“治理性”和现代性思想的风险“治理性”或治理理论。而综观国内学者的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风险系统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对于风险“治理性”的研究则鲜有资料可循。本文对风险“治理性”研究中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的转换进行详细梳理与解读。笔者采用文献阅读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将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放置于整个风险研究领域之内进行考察。以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转换作为文章主线进行纵向探讨,并突出风险“治理性”研究特色之-用“权力”来解读风险,强调“权力”与“风险”的关联。以期剖析现代风险现象背后的权力本质及其与知识的共谋关系,呼吁社会的反思性思维,并提出一种新型风险“治理性”模式,倡导复合、多元主体共同应对风险。最后结合转型期中国身处的风险境域现状,挖掘西方风险“治理性”模式转换在实践层面对我国应对复杂的现代社会风险问题可能具有的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