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公司治理作为转轨经济的产物,逐渐成为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构架,而且是企业增强竞争力和提高经营绩效的一个必要条件。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部分,涉及到董事会、股东、管理层以及监事会。良好的内部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有效的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权衡彼此之间的厉害关系,使相关者的利益达到一个均衡,进而使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公司优势,正常且高效运行。产品市场竞争是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委托人可以通过公司产品在市场的竞争状况来了解经理层工作是否努力以及经营管理能力的高低。因此,它有利于降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且能够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但是,目前关于产品市场竞争或者内部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本文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产品市场竞争或内部公司治理无效,而可能是由于已有的研究忽略了将内部公司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综合起来分析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此前的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两者都对公司绩效有影响,但是两者之间可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忽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的话,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目前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矛盾。因此,在研究产品市场竞争或内部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时,不仅要看到内部公司治理和产品市场竞争两个方面独自影响的重要性,还要重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作用,即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而言可能存在着互补或替代作用。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内部公司治理、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即实证部分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内部公司治理因素和产品市场竞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还考虑了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对于产品市场竞争,学术界公认,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指标可以准确反映产品市场竞争。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来表示。对于内部公司治理变量,本文选取了能够分别描述董事会、股东和高级管理层特征的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作为衡量指标。在第五部分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们改变描述董事会特征的变量来验证内部公司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将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长与CEO的兼任情况纳入回归模型,代替董事会规模作为内部公司治理变量,其他变量都保持不变。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和产品市场竞争的有机结合可以有效的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而在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同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则有所差异。回归结果显示,良好的内部公司治理能提高公司绩效,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董事长与CEO的兼任情况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存在微弱的替代关系,高管薪酬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存在微弱的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