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作为一种经典的方法论和学术范式,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础。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经典民族志文本生产中的作者叙述权威被人们所质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对关于作者如何对田野调查中研究对象知识进行表述的问题,并将分析研究者主体性因素纳入民族志研究的范围。1986年由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马库斯合编的《写文化》一书将民族志重新定义为经由写作者经验建构的、文化描述的写作,因此具有反思性和文学性的特点。但是,在这场讨论中却并未将女性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文本写作列入具有新型民族志特征的范围。事实上早在人类学学科成立初期就已出现女性研究者参与的痕迹,并且在民族志研究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创新性特点,然而这些现象并末引起学界重视。尽管有很多研究资料表明人类学者性别经验的不同会影响到知识生产的结果,但在研究方法中依然缺少对性别经验的区分与正面梳理。在国内,谈及民族志中经验基础的话题,学界较多关注文本中研究对象的经验特征或书写的文学化转向,却并没有对研究者性别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进行讨论。根据民族志研究包括两个过程,田野调查和对数据材料进行分析写作最终以文本作品形式出现,本文针对田野前、田野调查过程、信息分析过程以及文本写作几个环节,力图呈现出女性人类学家在民族志知识生产各环节中的影响途径,并分析女性人类学家在民族志文本生产过程中的经验特征及作用。第一章为作为背景叙述了人类学民族志发展史中女性学者参与的历史。分为两部介绍,一是论述了人类学与女性之间的关联,人类学研究从关注女性的问题到具象化女性意识的过渡,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建构的发展。同时,在一开始女性人类学者就参与到民族志文本写作的过程中,并将自我经验投射入其中,可以说民族志发展中女性人类学家有直接的重要贡献。唯有从时间性的视角来纵观整体全貌,才能更好描述女性经验是如何进入并影响到民族志知识生产的。第二章主要探讨在民族志文本生产的田野前的环节,女性人类学家作为文化主体,其身份意识受生平经历和个人经验的等主体因素的影响。作为知识主体,其学术身份也不可避免有父权话语影响的痕迹。因此女性人类学家的身份建构包含了多重的因素,并直接影响到她们选择田野材料、分析数据以及进行文本写作的价值倾向。所以,通过对女性人类学家身份的分析,可以检视其意识形态的构成对文本生产的“前见”性的影响。第三章以田野调查过程整体为观照,对田野场的选择、访谈方法与参与观察方法三项具体组成田野调查的环节中的女性人类学者经验进行分析。针对田野研究环境的不同,归纳女性人类学家在其中应对的策略,并将之同男性学者进行比照分析,论述其对田野场选择产生的影响。在采取研究方法时,女性人类学家亦具有性别意识的倾向和特点。这些特点都使得民族志研究方法论因具有女性经验意识而成为区别于传统人类学研究之所在。第四章讨论在对田野材料进行分析时,女性人类学家自我意识在选择数据、分析材料以及将材料转化文字的描述过程中如何体现日常性、情感性以及关联性的特征。分析材料是文本书写的初始阶段,也是体现民族志作者的自我意识影响知识建构的环节。第五章针对几种女性人类学家创新性的文本形式和书写策略来分析其中的性别化经验和意识,由此来回应“写文化”讨论中对女性写作的批评。自传、传记、生命史,小说式叙述等形式早在20世纪早、中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在女性民族志文本写作中,在这些形式背后隐射了女性人类学家的自我意识。并且,这些自我意识和经验同时也包含在上述几章所涉及的各个环节之中,并最终以这些文本形式和表述技巧呈现出来,传递出女性人类学家同研究对象之间关系中的张力。结语尝试在哲学思考上论述女性人类学家的经验知识如何成为可能,在陈述女性作为知识主体的经验性意义同时,也试图探讨关于民族志表述真实性这一历史争论中女性经验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