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先权作为保障国家税收的一项重要权利,行使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税收征缴风险不断加大且税收行政执行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行使税收优先权,利用成熟高效的民事执行手段保障权利得到实现,对确保税款优先征缴,保障税收及时入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税收优先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行使却困难重重,不仅没有借助司法的力量完成税款保障的任务,反而成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一大难题。一方面,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优先权规定过于笼统,造成权利本身的先天不足。主要体现为:税收优先权产生时间无法判断,权利公示制度不完善,适用范围不明确,与其他优先性权利竞合冲突如何解决也没有明确可行的规定。另外一方面,民事执行程序主要是为了保障私法债权而构建起来的,主要依据的是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程序性规定,而税法体系中又缺乏与之相关的衔接,导致税收优先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行使更无法适从。主要体现为: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权利的审查标准,行权时限及方式,权利受损救济均没有相关规定。以上较为混乱的行权情况使税收优先权的保障只停留在法条上,并未真正形成在民事执行实务中运行机制。为了破解税收优先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行使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比日本、美国关于税收优先权权利本身及程序运行方面的相关制度规定,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从而为我国民事执行程序中税收优先权的行使提供借鉴。经过对比分析,从实体、程序两个方面提出破解税收优先权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行使困境的方案。权利行使实体性规定方面,应该将课税核定的时间作为税收优先权产生的时间,这样不仅方便界定权利竞合冲突时受偿的先后,而且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强化权利公示的对抗效力;严格适用税收法定主义,明确关税等非税务部门征缴税种不具有优先权,而税收滞纳金、利息,因为并不具有惩罚性质,不同于行政罚款,应该属于税收优先权的适用范围;在以时间先后判断税收优先权与抵押权、质权的竞合冲突时,需要明确权利产生时间的证明责任及主体。税收优先权应该劣后于留置权,而不能以时间先后进行判断。在与建设工程款优先权竞合时,应该明确税收劣后于建筑工程款中工人工资等涉及生存利益的部分,其他则是税收优先受偿。在与抵销权竞合时,应该允许抵销权优先于税收优先权行使。权利行使程序性规定方面,针对税收优先权应该采取适当标准进行审查;设置税收优先权行使的期限为两年,超过期限,权利自行消灭,以督促税务部门及时行使权利;规定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税务部门既可以申请执行,也可以通过参与分配方式实现税收优先权;在税收优先权受损时,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及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方式予以救济。